2007-06-24

[松岘专栏] 劳动力流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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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媒体报道称,目前我国无所事事的闲置人口约100万人,高学历失业者约40万人。而中小企业现场短缺的劳动力约为20万人,因此有人主张即便引进外籍劳工也在所必行。简言之,失业与劳动力不足同时存在。

本次自贸协定谈判中,关于如何补偿包括农业在内的受损产业也有诸多讨论。针对受损产业的对策有多种,但大致可分为消极方法与积极方法。消极方法的代表是向继续经营受损产业的企业与从业者发放补贴。积极方法则是劳动力流动政策,即把受损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到有前景的产业,并从衰退产业地区转移到需要招工的地区。

被称为瑞典模式之父(The Father of the Swedish Model)的瑞典工会领袖哥斯塔·雷恩(Gosta Rehn,1913~96)在二战后认识到劳动者流动的必要性,并将其系统地付诸实践。雷恩与政府、产业界及工会合作,分析并预测未来的就业机会,也包括次年或两年后可能出现岗位过剩的领域。

在他认为必要时,雷恩建议劳动者及其家属干脆从衰退的城镇搬迁到成长中的城镇,政府随之发放迁移补贴。与让人们留在衰退产业和衰退地区、保护当地产业并向失业者发放失业津贴相比,雷恩的流动政策大幅节省了国家预算。结果,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20年间,经历了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剧烈的产业变迁的瑞典,得以培养新兴产业所需的劳动者,同时瑞典劳动者的数量、技术水平、生活水准和职业满意度都稳步上升。

农民和熟练工人,即便不指望恢复过去享有的荣光地位,仅为保全自身当下的位置,也会赖在原处,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治人物施加巨大压力。坦率地说,通过维持诸如农业、特定制造业或特定地区很重要这类按职业划分的界线,未来数年间农业运动者、特定产业工会及其工会领袖的岗位将得到保障。但这种做法无法阻止落后产业及其岗位迅速被摧毁。它最终剥夺了这些产业从业者和工会成员接受再培训、学习新技术以及把既有技能应用于新工作的机会。

以法律禁止或限制首都圈工厂扩建,不仅阻碍劳动力流动,还意味着向衰退产业地区提供补贴。补贴的来源是国民的税金。无论是有前景的产业地区还是衰退产业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留下还是离开应由本人决定;设置准入管制壁垒,并向留下的人发放留下的对价补贴以阻碍流动,是错误的。在开放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应把流动性作为国家政策目标。要让工作地区、居住地区和职业选择等的改变成为可能,要让改变变得容易,并尽可能减少痛苦。正如瑞典对劳动力流动的补贴,补贴应用于帮助受损当事人重新自立。

没有理由说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采纳雷恩的政策。但雷恩为迁移补贴的发放设定了时间上的限制。的确,任何补贴迟早都会触及界限,原因在于持续不断发放的补贴最终会使舆论和立法机构失去耐心,而补贴总会让受益者变得更弱,生存能力比过去更低。而且补贴总会伴随管制,因为凡有补贴之处,总伴随着腐败、滥用、欺诈等散发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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