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指出,韩国自外汇危机以来推行的金融、财政政策在制度改善方面未能发挥大效果,反而加重了国家及国民生活的不小负担。
11日出席韩国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的经济学者们指出,外汇危机后政府推行的金融、财政政策虽在金融机构稳定和景气回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资本市场停滞、财政恶化、国民负担增加等副作用。
特别是虽然追求向“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转变,但未能充分发挥效果,反而在金融体系中引发了多种形式的失衡。
◇资金循环以银行为主的“非正常化”=当天就“金融体系的变化与评价”主题发表演讲的延世大学教授咸准浩指出,“外汇危机后尽管资本市场全面开放等整体制度得到改善,但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转变并未实现。”其理由是结构调整以银行为中心推进,加之家庭部门偏好安全资产,非银行部门大幅萎缩、企业信用风险上升,潜在不良企业长期存在,导致流向资本市场的资金有限。咸教授还指出,集中于银行的金融储蓄因银行保守的资产运用行为,未能流向企业等实体部门,而是循环进入房地产市场。
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度超过50%的企业间接融资额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占比,目前已降至30%中段;股票和债券市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截至2005年分别仅为91.2%和83.2%,分析认为大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咸教授强调,“随着资本市场成长受抑,新技术、高风险类创新产业或有前景的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即金融需求与供给的错配现象持续存在”,“应使偏向银行的资金循环结构正常化,建立银行与资本市场联系更为紧密的金融结构。”
此外,外汇危机后推进的金融机构集团化和大型化同样被指提高了潜在的体系性风险。咸教授警告,“表面上金融机构的收益性和健全性大幅提高,但这种趋势究竟是公共资金投入的短期效果,还是竞争力增强,尚不明确”,“向少数大型金融集团重组反而可能提高市场的体系性风险。”若大型金融集团的风险控制和顺畅退出机制未能建立,而对实体部门及海外部门的直接、间接暴露又持续加强,就会面临多种潜在风险。咸教授强调,“亟需扩充韩国中小企业部门的金融体系,并针对金融大型化、集团化推行集团层面的健全性监管等,提高金融监管职能的效率。”
◇税负上升、财政恶化=财政政策方面也问题频出。一方面财产税等部分税负已高至远超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债务大幅激增,财政健全性随之恶化。
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李昌镕在《财政政策的作用与课题》论文中警告,“在克服外汇危机的过程中,韩国国家债务激增,韩国已不再是财政健全国家。”因此有观点指出,今后若再发生危机,将难以像过去那样靠财政政策克服。
李教授指出,“危机后对景气回升发挥积极作用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带来了诸多副作用”,“外汇危机前不超过6%的国家债务占GDP比重,截至2006年已上升至33%,若加上存款保险公司债券或不良债权整理基金债券等国家担保债务,则达到37%。”李教授强调,“与发达国家达到韩国当前国民收入水平1.6万美元时相比,韩国的国家债务规模并不低”,“韩国已不再是财政健全的国家。”
李教授尤其担忧,韩国国民年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在讨好式结构之上又叠加人口老龄化,长期面临基金枯竭危机,按现行运营体系可能成为削弱国民经济增长动力的因素。
李教授强调,“要在不进一步恶化财政健全性的前提下满足福利需求,仅靠提高税负率难以解决”,“需要对政府支出结构进行再调整等,在财政政策基调上作出根本性变化。”
实际上,有分析指出,考虑社会、经济条件,韩国的财产税负担高于适当水平。据当天就税收领域发表演讲的汉阳大学教授李永介绍,2005年韩国财产税负担占GDP比重为3.06%,大幅高于适当水平推算值2.12%。与海外相比,美国为3.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仅为2.0%;李教授分析称,韩国财产税收入占总税收比重为15%,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8%)。
李教授还指出,“韩国的税负率若与OECD国家简单比较虽然偏低,但考虑人均GDP、人口规模、老龄人口比重等,不能视为低水平;若考虑作为未来税负的国债规模,2000年代的实际税负率比官方税负率约高1个百分点。”尤其随着综合不动产税大幅扩大,财产税预计将远高于适当水平,李教授建议“过度提高财产相关税收并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