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后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际,如果有人打赌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国中,20年后哪一国能把战后经济经营得更好,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押注英国。然而分析虽正确,结果却错了。
英国不仅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且在二战刚结束时已建成新工厂、掌握新技术并开发出一系列占据主导权的新产品,因而战后英国经济除伦敦等部分地区外,比战前更为稳固。英国作为战胜国在世界各地备受尊敬,并完整保留了二战前在全球建立的贸易网络和资金渠道。总体而言,英国在技术、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水平高于日本。相反,日本是在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约100年后的1868年,以明治维新为契机开始工业化,并在二战中产业遭到严重破坏。
此后20年,到了60年代后期,日本却出人意料地超越英国、领先前行。其中一个原因是,英国的经济政策主要集中于维持传统的国内经济,而日本则着眼于世界经济的动向来决定经济政策。60年代,指责英国的“福利病”曾是一种流行。
然而日本也实行着刚性极强的福利制度——“终身雇佣制”,尽管其规模远不及英国向本国工人和农民支付的社会保障支出。因此,战后20年间制约英日两国经济发展、拖住其后腿的因素,并非战争造成的破坏(日本)和过度的福利制度(英国)。两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差异,在于看待经济的基本态度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政策的差异。
包括日本人自己在内,所有人都会这样说:“日本人能有什么选择呢?毕竟日本经济依赖国际贸易。所以国际经济才得以发展。”但这同样不是事实。事实上,在工业国中日本是贸易依存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即使在战后70年的今天,日本的贸易依存度仍不足20%。(韩国接近70%。)日本增长的秘诀在于劳动力的流动。
40年代后期,日本清楚地认识到,本国的生产性资源应投入“明天的产品”,而不是“昨天的岗位所生产的产品”。更进一步,他们还认识到,告诉人们明天是何模样的正是世界经济。因此,在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后期的20年间,日本观察分析世界经济趋势,并将其结果系统地运用于国内外经济政策。于是日本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保护老旧产业上,而是支持新兴产业。例如在与某国协商通商问题时,日本从未为扩大本国老旧产业——棉织品、自行车或鞋类的出口,而提议限制具有新竞争力的家电产品出口。
与此形成对照,英国即使规模再小,也为从对方国家换取对衰退中的昨日产业的让步,而提议限制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也体现在两国参加世界博览会或贸易展览会时所推出的主要产品上。英国大力宣传那些优质的老牌主打商品,例如威士忌、毛织品、陶瓷器等。它们品质固然出色,却无一不是昨日之物。日本推出的是新东西,例如电子显微镜、船舶、合成纤维、照相机、磁带录音机、晶体管收音机等。
日本和英国一样,由官僚控制经济。但日本把官僚控制用于未来,英国则主要用于保护过去。英国为保护老旧产业而走上国有化之路。战后英国将煤炭、铁路、钢铁国有化。(要把国有企业重新民营化,只能等到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登场。)虽未国有化,但英国保护了大部分棉织品产业。相反,日本则利用官僚控制方式使资本流向新兴产业(而不流向老旧产业)。日本通过控制,使新兴产业能够获得更多受过教育的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