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5-21

[投稿]游说的制度化与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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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讨论游说制度化的必要性时,都会出现对各种副作用的担忧。其中,强势利益集团垄断游说而导致利益独占的可能性,是被极为重视提出的问题。

在行政部门中首次就游说问题由国家清廉委员会近期主办的‘游说活动法制化推进方向’公开讨论会上,这一问题也被提出。

游说制度化的主要内容是‘允许’目前被禁止的通过第三方进行的游说,以及所有游说活动的‘公开’。因此,因允许第三方游说而产生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担忧绝不可等闲视之。

然而,对于因这类副作用而认为游说制度化不可行的主张,还有需要进一步思考之处。尤其若审视现行与游说相关的制度下是否不存在游说两极化现象,更是如此。

恰恰相反,现行制度才可视为对强势利益集团最有利的制度。因为在现行制度下,由公司或协会等聘为职员的人直接进行的游说(直接游说)不仅被允许,而且完全没有公开义务。

例如,拥有雄厚财力的财阀等聘用前高级官员等有影响力的人士进行游说,不仅合法,而且不公开其内容也无妨。而强势利益集团实际上正是这么做的。所谓‘前高级官员游说化’的争议正反映了这一现实。

作为制约手段,目前实际上只有《公职人员伦理法》。但其效果非常有限。

该法规定,公务员及公职相关团体的职员,自退职之日起2年内,不得就业于与退职前3年内所属部门业务有密切关联的一定规模以上的营利私营企业或协会。

但诸多例外条款正使该法形同虚设。例如,2年就业限制措施只要获得管辖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批准即可不予适用。实际上除极少数外,大多都利用这一例外条款不受限制地就业。而在就业于政府下属公营企业时,甚至连限制条款都没有,因此完全不受任何限制。

此外,该法的施行令还设有但书条款,将就业限制对象企业限定为‘资本金50亿韩元以上、年营业交易额150亿韩元以上’。结果,设立资本金投入不多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事实上对前高级官员就业毫无限制。施行令使本法的立法宗旨失效。

不仅如此。以良好宗旨启动的‘公务员民间工作休职制’,去年因有人质疑现职公务员为律所之类企业充当游说者角色而成为社会议题。

如此看来,现行制度可以说是对强势利益集团极为有利的制度:以雇用方式进行游说毫无限制,更没有公开义务。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以现行制度不仅无法控制强势利益集团对游说的垄断,甚至连掌握现状都很困难。

因此,才有主张认为,哪怕为了改善游说两极化,也需要推行游说制度化,使通过第三方的游说乃至直接游说都必须公开。因为仅凭公开就可期待对强势利益集团游说的制衡效果。这也正是游说制度化必须以‘公开’为核心的原因之一。

当然,也应准备防止制度化之后出现两极化的补充方案。同时,为代表弱势阶层的利益并制衡强势利益集团的过度游说,还需要强化市民社会力量的自发努力。此外,为使游说制度化的效果最大化,《公职人员伦理法》等相关制度也应一并改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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