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一本向外国人介绍韩国的册子里读到这样的内容:韩国人不尊重合约,因此交易时要注意。意思是韩国人一旦情况变化就可能不守约。韩国人不仅缺乏守约的意志,而且对不守约也不感到羞耻。当然,这种评价或许只是部分外国人看我们的视角,但在某些令人产生共鸣的场景中,也让人不禁低头。
约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容易守的时候要守,难守的情况下也要守。这就是约定的本质。为了守约,必须具备即便未来情况变化仍要履行的意志和能力。为此,从一开始就应在能力范围内作出约定。向银行借钱的企业也必须有按合约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意愿与能力。这正是信任的基础。
弗朗西斯·福山主张,信任(trust)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设施(下层结构),缺乏信任的社会在经济增长上存在极限。他认为韩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大体上属于信任不足的社会。这也是他主张这些地区今后难以再实现飞跃式经济发展的背景。因为合约得不到很好遵守、信任不足,所以难以筹措高速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
看近来中国等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他的主张似乎并不一定正确。但就在10年前,东亚国家大多遭遇外汇危机、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我国近来虽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外汇危机,但国家信用等级仍未恢复到外汇危机前的水平。韩国经济遭遇外汇危机的原因,也在于金融市场上企业及金融机构的信任度下降。
存款人不信任银行,投资者不信任企业,银行不信任企业。甚至连政府政策也不相信,对政治家更是不信。因此资金没有从存款人或投资者流向银行或企业。同样,外国投资者也不信任韩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乃至韩国政府。于是外国投资者收回了在韩国的投资资金。这正是外汇危机、金融危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信任丧失。是不信任摧毁了金融体系。
我国政治家不守约更是荒唐。与其说政治家不守约,不如说他们在愚弄国民。竞选承诺不过是为了当时拉票的甜言蜜语。既很少有政治家打算兑现竞选承诺,也罕有选民真的相信那些承诺。甚至法院都判决,不履行竞选承诺也不构成违法,认为竞选承诺并非应由法律解决的问题,而只是道德和政治义务。
若一开始就有兑现竞选承诺的意志,就不会提出不切实际的玫瑰色承诺,而应拿出能力范围内可行的课题。我们社会对政治及政治家的不信任蔓延,似乎也正是因为那些不守约的政治家。卢武铉总统的竞选承诺中有兑现的,但也有很多没有兑现。似乎能兑现的就兑现,不想兑现的就不兑现。也许本就是随口一说,所以无法全部兑现。
例如,卢总统曾承诺在执政期间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年均7%。然而过去4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2%。相反,半岛之外的世界经济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我们的竞争国大多实现了高增长,只有我国未能摆脱景气低迷。卢总统究竟是否为兑现承诺的经济增长率而努力过,也不得而知。
近来我国经济无法摆脱低迷的原因,也在于家庭、企业及外国投资者不信任政府政策。我国经济要摆脱低迷、跃升为先进经济体,最紧迫的课题就是如何恢复信任。也不乏这样的期待:今后新政府、新领导人上台后,局面或许会有所好转。新领导人首先应自己守约,并发挥领导力,把我们的社会建成守约的社会。这才是我国经济恢复增长、跃升为先进经济体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