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在果川政府办公楼公平交易委员长办公室举行的特别对谈中,权五乘委员长与郑求铉所长神情轻松地交谈。
“部分企业连自己是否搞了卡特尔(串通)都不知道,甚至没有意识到卡特尔是错误的。甚至还有主导卡特尔的企业人士觉得自己像是做了社会贡献活动的风气。”(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权五乘)
“出资总额限制制度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从它是大企业监管象征这一层面看,本来完全取消更好。不过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担心一旦废除会被认为参与政府转向亲企业,从而失去支持基础,所以才没能果断取消。”(三星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求铉)
权委员长与郑所长在Seoul Economic Daily策划的对谈中,坦率地表达了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与财界的立场。对谈主题广泛涉及▦企业串通问题▦治理结构与出资总额限制制度▦金融与产业资本分离▦企业投资低迷等现实议题,并进一步讨论到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角色问题。权委员长与郑所长时而激烈交锋,但在讨论中也在相当多方面找到了共识。尤其在应向东南亚、非洲等后发国家传播“经济韩流”这一点上表达了一致看法,引人注目。他们表示,“我们已经拥有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技术等全部要素”(郑所长),“如果利用国内受过训练的人力和集团体系,把工业化经验传递给越南、蒙古等国,不仅对这些国家有益,也能为我们自身开辟新的未来”(权委员长)。
● 企业串通问题
▦权委员长=最近在与民生和消费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监管卡特尔(串通),听到很多“公正交易委员会终于名副其实”的赞扬。对于查处卡特尔会抑制企业活动的说法,我难以理解。难道能说学校查处作弊的学生会抑制学生的学习意志吗?
▦郑所长=确凿的卡特尔理应受到监管。卡特尔是最恶劣的妨碍竞争行为。但涉及卡特尔的企业中,也有主张“并非价格串通”的情况。
▦权委员长=也有连自己是否搞了卡特尔都不知道的时候。大田有7家混凝土企业搞串通,我问“是谁主导的”,一位社长举了手。那气氛仿佛是带头解决了难题、做了社会贡献一样。看不出他觉得自己做错了。被查处卡特尔的石油化工行业,也只是弥漫着主动申报的企业是背叛者的气氛。没有悔意,反而是那家公司告发、平地起风波的氛围。需要转变认识。
▦郑所长=具体案件我不太清楚,但不就是因为不认可罚款金额、卡特尔持续期间等,才要提起行政诉讼吗?
▦权委员长=争议有多种。石油化工方面,争论的是能否维持11年卡特尔等技术性问题。希望企业明白,市场经济必须维护竞争秩序。有一种倾向,把放松监管理解为企业不受任何干预。对于必须消除卡特尔或垄断寡头等事实,代表性企业理应基本认同。外资企业在我们去调查时会积极配合。国内企业则从门口就开始阻挡。
▦郑所长=是不是把企业看得太善良了?企业的属性就是垄断。全球并购(M&A)热潮也源于企业的垄断欲望。企业的另一个不满是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方式。有嫌疑而调查是“OK”的,但常常是没有嫌疑也要无条件地查。这类似酒驾检查。像我国这样占据整条道路进行检查的情况,全世界都没有。有人在家喝酒,被叫去挪车,结果挪车时被查到。至少希望公正交易委员会不要采取封路查酒驾那样的方式。
▦权委员长=完全同意。就任以来我最强调的是专业性。专业性包括调查、经济分析、法理审查三个方面,目前仍有不足。调查时略显过度的部分,我认为随着员工培训和调查手法的发展会得到化解。但公正交易委员会也有难处。调查人员下班时把资料封存好,回来就不见了,因此我们曾希望至少拥有资料保存权,却因会抑制企业活动而未获通过。应当让没有违反竞争秩序的企业能够不看公正交易委员会的眼色开展经营活动。
▦郑所长=无论称公正交易委员会为经济警察还是经济检察,它履行的是裁判功能。哨子吹得太频繁,比赛就打不好。韩国经济的核心要素是开放与竞争。开放是国家整体的事,而切实推动竞争才是公正交易委员会最重要的课题。上世纪80年代初公正交易委员会成立时,经济结构是政府主导的封闭经济,而现在是英美式资本主义经济。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也需要范式转变吗?
▦权委员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监管改革报告指出,应强化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强制调查权等。因为放松监管之后,观察市场是否正常运作的正是公正交易委员会。监管越是放松,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作用就越要加大。
▦郑所长=近来全球企业拥有很多规避单一国家监管的办法。听说当局也在强化全球协作体制?
▦权委员长=对于航空运输、海运等国际卡特尔,一旦收到举报就会开展协作。双边条约也很多。这次纳入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内容几乎没有争议点。
▦郑所长=希望公正交易委员会能打破世界上最大的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笑)
● 企业治理结构
▦郑所长=我认为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角色大致有4项。基本业务是促进竞争和保护消费者。缓解经济力集中和保护中小企业并非其本职业务。视情况还可能与促进竞争相违背。比如出资总额限制,对大企业而言就是设置进入壁垒。保护中小企业目的虽好,但潜在地可能限制竞争。过去的中小企业行业限制、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转包关系的监督管理等业务,已由中小企业厅等政府内其他部门承担。我认为公正交易委员会应放弃大企业治理结构或中小企业保护政策等,忠于本职任务。
▦权委员长=您提出了重要问题,指摘也有道理。经济力集中问题中,所有权治理结构、经营不透明等问题是否属于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职责,我自己也有疑问。就任后我就尽量不介入企业治理结构等问题。对于商法或证券交易法可以处理的领域,公正交易委员会过度关心并不可取。但这不意味着对所有问题都不关心。首先,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仅因隶属于大规模企业集团就比其他企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这是问题。其次,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若不能与大集团建立联系纽带就无法生存,这种结构是问题。从这些方面看,对于通过不当支援削弱市场功能的企业集团体系,必须介入。
中小企业问题也令人苦恼。保护中小企业是即便没有竞争力,因为是弱者就要保护,这与促进竞争并不相符。但也有必须实现交易公平化的一面。公正交易委员会虽想把重心逐渐移向自由竞争,但现实中围绕中小企业的交易不公问题危害很大,马上撒手并不容易。
▦郑所长=如果政治权力的源头是选举,那么企业拥有的经济权力来自市场。为使选举公正而有选举管理委员会,为公平竞争而有公正交易委员会。政治权力的正当性由选举管理委员会保障,经济权力的正当性由公正交易委员会保障。介入企业治理结构,就等于选举管理委员会指示“各政党应如何选出党代表”。此前某家公司试图进军保险业,因股价暴跌而放弃。如果资本市场正常运作,勉强的多元化经营就不会被容许。1997年以后资本市场运作正常,因此把治理结构
交给资本市场,公正交易委员会转向促进竞争,才符合时代变化。
▦权委员长=在经济领域,虽说单个消费者是主权者,但单独来看他们是弱者。需要市场透明化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就经济力集中问题而言,我国企业引入内外部制衡体系的水平在90分以上,相当高。但制度的运作水平仍停留在40分左右。虽有外部董事等诸多装置,但在大规模企业集团,核心决策仍按大股东的意志运行。如果内外部制衡体系运作良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业务也会从现有的市场监督逐步转向监督个别产业的竞争。
▦郑所长=再打个比方,总统一旦当选就能维持5年权力,而企业每天都要接受消费者的选择。这比政治人物在选举中受到的约束彻底得多。这就是所谓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从这个角度看,不能不指出“大股东的效率性”这一根本议题。过去大股东可以左右企业,但现在随着英美式资本主义的引入,已转变为“大股东及创业者家族—职业经理人—市场”相互制衡的“三角监督体制”。一些人称之为标准答案的职业经理人体制也需要巨额成本。大股东的监督体制具有相当积极的功能。
▦权委员长=说得好。我赞同“治理结构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完美的治理结构”这些说法。政府没必要说“这个好,就照这样做”。企业治理结构我一年来从未提及,今后也不会提出任何指导方针。只是在我国大规模企业集团中,总裁以不足5%的持股,动员旗下公司44%的持股来支配40~50家企业,这种体系是有问题的。不管它在效率等方面有无积极面,退一百步讲也无法否认它妨碍了市场功能。即便无法一朝一夕改变,但不是也该变吗?(为防止负面因素)设立的就是出资总额限制制度,但我认为它并非合适的制度。所以我们才提出至少先清理环状的循环持股。另外,外汇危机之后最严重浮现的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两极化问题。如果没有中坚企业的稳固支撑,就无法形成进入发达国家所必需的健康经济结构。
▦郑所长=两极化是全球现象,应从另一层面去处理,不是公正交易委员会该苦恼的事。把自己的领域扩得太宽,就会疏于本职角色。企业也是,只给出利润最大化这一个目标就会拼命去跑,若给4~5个目标就无法集中。说大企业集团补贴没有竞争力的旗下公司,这与当下情况并不相符。当然,若补贴2~3年后能带来5~6年的利润倒也无妨,但为救活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而失败,自己也会垮掉,因此现实中并不容易支援。真的是血肉横飞。就连单一企业内部,事业部之间的竞争都很激烈。
▦权委员长=视角可能有差异。但调查三星集团、现代汽车、LG、SK等我国代表性集团后,让人感到“到现在还这么干吗”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认识差距仍然很大。例如,我希望把三星集团的电子等个别公司视为主体,而三星集团似乎把整个集团看作一个整体。认为只要对整个集团有利就是好事的意识仍然相当强烈。到目前为止这有其积极意义,但今后在确保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恢复市场的竞争功能是必要的。这是时代要求。支配韩国的集团总裁们如何认识这一部分很重要。
我并没有要求他们去帮助中小企业。上次共生合作会议上有位首席执行官(CEO)问起,我说“只要给合理的价钱就行”。我不认为补贴中小企业是社会贡献。中小企业说,大企业一提共同开发,他们首先就害怕。因为一切都会暴露,专业人力和技术被挖走,供货单价也被压到仅够勉强生存的最低水平。分担痛苦不是这样的吧?
▦郑所长=现实中维持集团体制有两个原因。一是创业者家族希望持续支配的欲望,二是品牌共享等协同效应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股东可以随心所欲经营集团。信用卡危机时,Samsung Electronics参与Samsung Card增资并不容易。那是综合考虑了Samsung Card倒闭导致投资本金亏损的可能性,以及反之实现正常化的可能性后才投资的。集团正在考虑其体制的优缺点,朝着发挥优点的方向发展。最近一些国会议员提出循环持股限制问题,是因为其中有不愿承认集团体制的部分。他们举出所有权与支配权的背离度、舰队式经营的脆弱性两个理由。当然集团体制也有缺点,但也有品牌与基础设施共享、内部资本市场的作用等优势。
进军生物等新产业时,即便眼下收益性不佳,只要前景看好,就可以在集团层面承担风险加以培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汇危机以后的现行监管,过度强调集团体制的副作用。
▦权委员长=对集团的批评与监管不是反而少了很多吗?
▦郑所长=循环持股监管本身就意味着要终结集团体制。
▦权委员长=您应当更清楚,循环持股监管并非那个意思。相互授受之间,仅用1亿韩元就制造出数百亿韩元虚构资本的手段就是循环持股。它是现行被禁止的相互持股的规避法律的手段。它在集团体制之前就违背了股份公司体制的本质。当然,由于这是历史产物,无法一夜之间改变,但存在必须迈向下一阶段的时代要求。以循环持股相连的代表性集团是三星集团和现代汽车,只要这些集团不作出决定,(要化解)就很难。既然国会和政府已经作出结论,就不再多说了……
● 经济韩流
▦权委员长=我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失业。甚至出现了“二太白”(20多岁大半是无业者)、“五六盗”(能干到56岁就是小偷)之类的说法。许多受过训练的人力在闲置。反向思考,如果把这些人力资源有效用于海外,能取得巨大成效。现在人们是因经济需要而出国,若再进一步,需要有把60年代以后工业化经验传递给越南、蒙古等有需要国家的项目。这不仅对相关国家帮助巨大,也能为我们开辟新的未来。如果三星集团等大集团积极出面,反企业情绪等岂不会消失,还会得到国民的掌声?这是不依靠集团体系就无法解决的问题。若把集团体系的优点用于亚洲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经济开发,就能以国内富余的人力、不花太多钱取得双赢效果。
▦郑所长=说得好。三星集团集团的地区专家制度已运行15年。我国拥有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技术等全部要素。在政府层面,也希望把韩国国际协力团(KOICA)与官方开发援助(ODA)挂钩,把年轻人派往东南亚乃至非洲。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在外语等国际素养方面很出色。只要给机会,他们就会成为主力军。
▦权委员长=ODA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06%,应提高到1%。目前公正交易委员会与三星经济研究所正在尝试针对亚洲各国竞争体系、竞争法执行等的专家培养项目。我认为这会成为一个好模式。
● 金融与产业资本分离
▦权委员长=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便谈金融与产业资本分离问题。
▦郑所长=今年年底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约2万美元。到目前为止依靠的是汽车、电子等,但要迈向3万~4万美元,金融业这样的高附加值服务业很重要。不应从产业资本支配金融资本的角度看,而应从下一代增长动力的角度看。我国的银行、证券公司在竞争力方面与外资银行或投资银行(IB)存在差距。应以“大爆炸”式的方式果断放开监管、引入竞争。这不是要三星集团“进军银行业”的层面,而是对金融与产业资本问题需要根本性的思维转变。
● 投资低迷
▦权委员长=原因有多种,但认为是因监管、特别是与公平秩序相关的监管而导致投资不足,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想法。公正交易委员会所辖业务中,有说法称出资总额限制制度制约投资,但缺乏依据。况且这次已经放宽,我认为它不会再成为投资的制约因素。
▦郑所长=根本原因是赚钱的机会比过去减少了。大韩商工会议所称出资总额限制制度有抑制投资的一面,这是象征性的含义。从它是大企业监管象征这一层面看,本来完全取消更好。因为那可以被视为亲企业政策的信号。不知这是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事还是政治人物的事,但似乎大家害怕被看作亲企业。看来是担心一旦取消出资总额限制制度,会被认为“参与政府转向亲企业”,从而损害支持基础,所以没能果断取消。其实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算不上什么大事。虽然会有部分影响,但投资不振并不是因为出资总额限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