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已久的产业资本持有银行限制问题似乎又将成为争论焦点。执政党内部有观点认为,如果政府在无对策的情况下出售友利金融控股,连它也有可能落入外国资本之手,因此主张修改银行法,允许产业资本持有银行。
目前除友利银行之外,所有商业银行的外国人持股均超过70%。因此有主张称,应将友利银行和企业银行的政府持股出售给国内资本,以守住“金融主权”。而为此,允许产业资本进入银行业不可避免。
政府当初严格限制产业资本持有银行的上限,是为了阻止大企业、尤其是财阀对金融资本的支配。如果财阀成为银行的控股股东,就有可能把银行的钱当作自己的钱随意挪用,一旦银行不良化,损失将由国民承担。此外,对财阀经济力集中及妨碍公平竞争的担忧也是主要原因。
那么今后友利银行、企业银行等的所有与经营应由谁承担?也许由独立的国内金融资本承担最为理想。因为其既有金融机构经营的诀窍,也可期待责任经营。但我国尚未形成足以收购银行的金融资本。
把友利银行、企业银行也交给外国资本有其优点,但以国民情绪或金融主权为由的反对意见也不少。结果,作为次优方案,就会考虑允许财阀持有并经营银行。然而政府似乎基本认为,与把银行交给外国资本或财阀实行民营化相比,由政府持有、留在官治金融之下更好。那么,把银行交给政府、财阀、外国资本中的哪一方才更可取呢?
目前外国人最多可持有国内银行10%的持股,只要获得监管当局批准,还可持有更多。相反,国内非金融主力者(产业资本)持有银行股份不得超过4%。在外汇危机之后的金融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在银行持有上限方面,本国人相当于受到了相较外国人的逆向歧视。
若外国资本属于金融资本,其持有国内银行不仅可引入外资,还会带来先进经营手法和专业人才。由此看来,为守住金融主权而引入产业资本、把银行交给它的逻辑,似与金融全球化的进展及东北亚金融中心构想相去甚远。但如果外国资本是不合格基金或以资本利得为目的的短期投机性外国资本,其对国内金融产业的危害也不小。
在此时点,开放国民党部分议员为何提出允许产业资本持有银行的问题,以及这样的讨论是否会以成功的民营化告终,尚不明确。况且参与政府倾向于大政府而非小政府,并有推迟公营企业民营化的“业绩”。友利银行的民营化很可能超过期限而被推迟。
尽管如此,政府仍面临着回收外汇危机后金融结构调整过程中投入不良金融机构的巨额公共资金的课题。为此,无论外国人还是本国人都不应区别对待,必须出售政府出资的银行。但银行民营化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过去政府把银行国有化时非常迅速,而民营化却花了很长时间。
政府表面上强调民营化的必要性,内心似乎难以摆脱官治金融的诱惑。另一方面,认为为银行找到主人、让控股股东实行责任经营才能提高银行竞争力的主张也不容小觑。但为允许产业资本、尤其是财阀进入银行业,必须强化防止大股东独断经营的机制以及对金融机构稳健性的监督。不过最重要的是政府对民营化要有坚定意志,并且民营化之后政府对金融的不必要管制和干预也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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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岘专栏的固定作者自本月起由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张夏准变更为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李在雄。李教授毕业于首尔大学商学院,获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成均馆大学副校长、韩国金融学会会长、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韩国经济学会会长,现任成均馆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