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3-12 | 이종배 기자

[经历外汇危机的人们] 全周晟,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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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外汇危机的人们] 时任IMF访问教授全周成 "反对南美式紧缩处方…IMF最终也接受" 财政健全、通胀不严重,主张赤字财政 经济风险构成已变…如今家庭与政府才是问题 财政一旦动摇,南美式的另一场危机可能到来

整理=李钟培记者 ljb@sed.co.kr 李在哲记者 humming@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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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原因完全不同,IMF却开出了南美式的处方。令人啼笑皆非。我说服他们,财政紧缩根本说不通,反而应该允许出现相当于财政规模10%的赤字”。

外汇危机之后,为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韩国实施的高利率紧缩处方,曾有一位经济学家在IMF的“心脏地带”孤军奋战。财政领域的权威、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兼韩国财政学会会长全周成(50岁,见图)正是当事人。

全教授在97年外汇危机当时正以IMF访问教授身份活动。得知祖国陷入危机后,他判断,与源于政府放任经营的南美式经济危机不同,韩国的危机是由生产、供给部门的低效率引发的。他走访IMF财政局长维托·坦齐等相关人士,说服他们IMF的紧缩处方反而可能成为韩国经济的毒药。

随着时间推移,他当时的结论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10年过去,在他眼中韩国经济的面貌依然是危机的“延续”。他强调:“过去大企业金融部门的风险很大,如今问题出在家庭和政府部门”,“外汇危机之后,国家经济的风险构成发生了变化”。

您认为韩国经济遭遇外汇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国经济的危机原因在生产、供给部门,而南美型在总需求部门。两种情形都是政府的失败,但性质完全不同。南美型是政府放任维持财政赤字,最终无力承担这笔钱,引发货币超发、极度通胀等,最终导致危机。因此IMF对应的处方是紧缩财政。但我们的总需求没有问题。财政比较健全,通胀也不严重。我们的问题是生产、供给方面的低效率。在生产市场方面,当时以政府主导型方式,大企业利用借入资金进行投资。一般而言企业投资需要财源与风险应对两点,而这两点都由政府控制的银行为其解决。

通过政府担保筹措财源也是我国得以实现高速增长的秘诀…

▦正是这一体系走到了极限。在一定程度的高速增长过程中,政府不控制企业金融活动或许更好。但若相信政府担保的企业陷入道德风险、肆意举债经营,问题就不同了。过剩、重复投资必然发生。三星集团从一家公司来看,进军汽车业或许是合理的决策,但从整个国家来看,资本在汽车产业上被过度投资了。这一连接环节正是政府过度的担保。它既是增长的机制,同时也是危机的原因。从企业角度可以同时吸收财源与风险,但从国家经济看则成了过度投资。

据了解您曾积极反对外汇危机后IMF开出的经济处方。

▦危机原因完全不同却还要实施紧缩财政,我只能跳脚。97年当时我不在国内,而是担任IMF访问教授。我与IMF财政局长维托·坦齐(Vito Tanzi)及其他干部相当熟。当时非正式地与“任务小组(mission team)”见了很多次面,也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我多次表达反对南美式处方的意见。我认为提出消除生产部门低效率的蓝图才是提高国际信誉的路径。我绝对反对财政紧缩,反而主张必要时应果断实行财政赤字,可将赤字财政扩大到10%。最终IMF认可了这一主张,将财政政策从紧缩转向扩张。但金融政策仍维持紧缩,这一部分至今仍存争议。

您如何评价当时结构调整的成果?

▦商业银行比过去好了,但第二金融圈仍是问题。动用公共资金实际推进的结构调整也不能说完美。以第一银行为例,理应关闭,无论花5万亿韩元还是10万亿韩元进行存款代偿,都会有巨大收益。有A、B两个选项。A是向第一银行注入公共资金后出售,B是关闭第一银行并进行存款代偿。我彻底主张B方案。结果花的钱会少得多,也不会出现外国投资者的各种道德风险。最重要的是金融市场能够建立起纪律。

外汇危机后国内外经济环境急剧变化。

▦最重要的是国家经济风险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过去大企业金融部门风险很大,如今通过结构调整已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政府部门的风险扩大。政府负债因未能理清新范式的政府为调节汇率而发行外汇平准基金债券而急剧增加。家庭和企业的风险度都在上升。就企业而言,投资风险大幅提高。过去风险吸收是通过政府控制银行的担保和关联公司间相互担保来解决的。因此企业能够信赖的只有安全的留存资金。设备投资减少早已可以预见。

作为早期克服危机火车头的财政,其重要性再次凸显。

▦外汇危机后金融从(政府)独立出来,财政成为政府唯一的政策手段。由于汇率原因利率调节也困难,景气调节能力以及危机发生时吸收外部冲击、将其分散到未来的作用,都可以通过财政实现。其他国家也已如此。应通过税收调节价格,并将福利支出等作为财政手段运用。

相反也有担忧认为,由于国家负债迅速增加,政府通过财政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幅下降。

▦事实上令人担忧的是,在生产部门的低效率尚未完全消除的状态下,新的风险还在增加。在这种状态下若财政动摇,可能出现南美式的另一场危机。在我国财政条件已然危险的情况下,稍有浪费就会出大事。我认为今后一段时间两种形态的风险可能会并存。我认为从DJ政府到现政府都未能应对这一点。我认为政权的智囊存在极大问题。

现政府上任后“愿景2030”等大型项目接连推出。

▦事实上需要动用预算的国策事业领域非常多。但现政府的国策事业有两个问题。首先,必须厘清优先顺序是什么。其次,国策事业本身的成本效益分析做得不好。事业的效益忽高忽低,也缺乏可信度。从财政学者立场看应当评估效益,但在连成本是多少都没有准确估算值的状态下,政府评判事业好坏的态度令人无法认同。

学界多有批评认为,国家负债的范围设定过窄,赤字财政的实际规模远大于政府统计。

▦以占GDP百分之几等方式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比较国家负债比率,可作参考但不能成为绝对标准。国家负债的绝对规模低于OECD水平这一点,最近已很少提及。对于或有负债、潜在负债,各国评价不同。对于存在争议的部分,政府应全部公开。看负债范围为何成为争议,最终是透明度问题。负债之争是(因政府不透明而产生的)后进国、发展中国家型的争论。

国家负债的增速也太快。

▦并非特殊危机状况,负债比率增速却非常快,这是事实。这要从财政纪律问题、基础收支恶化的角度来看。简单说,可理解为结构性财政收支。含义是税收基础低,而福利、国防等支出领域太多。第一点和第二点都令人担忧。基本上,负债在必要时像公共资金那样“一次性(one shot)”处理是可以的。因为一次性结束后只需偿还利息。但负债持续增加意味着基础收支在不断恶化。政府拿来与OECD比较、说负债比率是30%,这是无稽之谈。必须把焦点放在改善结构性财政收支上,财政纪律才能真正回归。

您认为参与政府的财政纪律处于何种状态?

▦可以说财政纪律在本届政府上任后相当程度被打破了。另一个遗憾是,为何不给出民营化的信号。象征性地说,应该改变产业银行等金融公营企业。过去从事政策金融的机构,其职能需要调整。在公营企业的再调整方面,政府部门的信号也很弱。可以说没有财政纪律。税收方面,明明有租税改革的框架却被忽视、径自推进。最近像流行一样蔓延的提高持有税、降低交易税的走向,我没有信心。这样急剧推进究竟有多好,我不太清楚。

您似乎对现行租税体系有相当的忧虑。

▦税率体系与其他国家相比尚属无碍,但课税基础极其狭窄。因课税基础狭窄,政治上的抵抗也很大。课税基础集中在增值税和法人税上。个人所得税比重相对只有15%左右。在既定课税基础下,实际纳税者也不多。法人税中极少数企业占绝对比重。增值税等三大税目全都如此。三大税收比重占50%,这是何等的危机征兆。

想了解您对参与政府经济改革的总体评价。

▦经济改革重在确保正当性,而本届政府承担了极其艰难的局面。从改革正当性看,金泳三政府是首个文人政府,金大中政府承担了克服外汇危机的任务。最终虽认为DJ政府克服了外汇危机,但因信用卡政策失败导致家庭负债激增等,从学者立场看这是危机的“转移”。最近福利支出、统一及国防费用增加,财政部门也没有余力…。从学者视角看,卢武铉政府吃力挣扎并不奇怪。

请指点政府中长期租税改革的方向。

▦扩大课税基础的方式必须慎重。由IMF或新自由主义风格的美国专家就国内税制改革问题提供咨询并不合适。例如,对于废除非课税减免以扩大课税基础,我个人并不赞同。这或许只适用于像美国那样避税与租税抵抗不多的国家,对我们并不合适。我提议的反而是能够扩大租税信息的方案。美国避税极少且透明。信用卡之所以有效,也是同一脉络。应当这样解决,仅用西方式方法会产生反效果。

◇简历

▦57年生于江原道旌善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88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88~94年美国耶鲁大学助理教授 ▦89~94年美国全美经济研究所(NBER)研究委员 ▦94年梨花女子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97年IMF访问教授 ▦2002年美国加州大学访问教授 ▦2006年~现在 韩国财政学会会长

录入时间:2007/03/12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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