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外汇危机之后的结构调整真正到位,如今我们的经济本应充满活力,增长潜力也应得到扩充,但现实并非如此。正值外汇危机十年,是时候公开讨论结构调整的功过,以及(政府)是否把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向判断错了。”
代表我国经济学界的韩国经济学会新任会长李永善(60岁,见图)把今年的课题定为反思外汇危机十年、检验竞选承诺等与总统大选相关的角色。对于曾引发争议的总统候选人承诺检验问题,他表示:“经济学者往往把政治与经济分开考虑,但经济问题大多是政治,政治也同样如此”,“正因如此,我们要就各党提出的经济承诺是否一贯,以及总统的领导力与经济有何关联加以分析和讨论”。
李会长接着指出:“下届政府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教育”,“为提高增长动力,也必须推进能够开发国民创造力的教育改革”。他认为,在现行的均等化教育体制下,提升我们的未来和潜在增长率存在局限。
——您上任伊始就表示要检验大选承诺。
▦由于经济与政治同行,研究经济学的人也应把政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要看大选承诺,并不是评判谁对谁错。现在大国家党有3名候选人,并不是要对他们全部进行检验,而是在通过党内初选确定候选人、党的政策出台之后,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其内容。参与政府成立时同时提出高经济增长率和均衡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看缺乏一贯性。开设讨论平台来谈承诺,可以让各方从不同立场观察,也能客观地表达。采取何种形式最客观、最符合学会风范,将通过学会理事会决定。
——您打算如何带领韩国经济学会?
▦基本上,经济学会的任务一是提高经济学者对现实经济的关注(政策),以此为韩国经济作贡献;二是如何发展韩国的经济学。今年是外汇危机十周年,继今年2月举办的论坛之后,今后还计划按领域、按议题再进行数次检视。为摆脱危机进行了结构调整,但它果真是按市场经济机制完成的吗?如果结构调整到位,经济本应重新活跃,增长潜力也应增加,但在很多方面并未出现这样的成果。原因就在于结构调整流于形式。我们应追求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存在的,是否判断错误,需要研究和讨论。另一点是考虑到今年是大选之年,我打算就经济承诺的一贯性,以及政治与经济、或总统领导力与经济有何关联加以分析和讨论。长期以来经济学者把政治与经济分开考虑,这是错误的。经济问题大多是政治,政治问题也一样。制度最终不都是在政治中决定的吗?
——研究外汇危机也是出于这一层面吧。
▦是的。韩国如何遭遇外汇危机、如何应对,在国外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日本在“失去的十年”里因资产泡沫而受苦,如今进入恢复阶段,迎来变化。我认为,结构调整对日本的再度起飞最终也起了相当作用。把日本与韩国的结构调整作比较,也有可能为世界作出贡献。
——参与政府四年间平均增长率仅为4%左右。
▦很难一概而论说“适当”或“不足”。不过如果把发达国家作为我们的目标,那么现在正处在需要更快增长才能达到那一水平的时点。虽然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但在这些国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要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怎么说都需要更多增长,4%左右的增长感觉不够。最重要的是投资没有真正到位,这一方面是外汇危机后经过结构调整,企业相当程度上回避风险,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强调平等和均衡而非以增长为主,由此带来的萎缩也应承担一定责任。今后作为技术创新基础的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将更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对韩国经济的成功极其重要。
——您如何看待反企业情绪?
▦反企业情绪基本上有其历史背景。民主化力量过去对在工业化时代受益的财阀抱有批判意识,这种意识被扩大再生产,延续到今天。但在全球化使大多数企业不得不与世界企业竞争的当下,我认为像过去那样对财阀的一味批判已站不住脚。尤其是在民主化时代接受教育的教师对财阀持批判视角并影响学生,这很成问题。教师应具备更客观的视角。学会内部的经济教育委员会正在帮助中学、高中及大学通识课程更好地开展经济教育。这些工作是为了谈论市场经济秩序本身,而不是为了单方面主张企业必须好起来的逻辑。
——韩国经济的议题之一是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学会内部也有各种意见,但我个人认为自贸协定应当缔结。从韩国经济结构看,美国市场对我们非常重要。为了更好地利用日新月异增长的中国经济,也需要技术进步与创新,而这一源头(source)只有美国。只有善用美国,才能与中国建立另一种经济关系。与日本曾谈过自贸协定后中断,这反倒是好事。日本与我们处于竞争关系,在投资方面的好处并不大。相反美国在投资方面尚有余力,我们在技术上会有很多收获。
——若要举出迈向发达国家的紧迫课题或下届政府该做的事?
▦下届政权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教育。为了经济,教育也最重要。要提高增长动力,理所当然要推进能开发国民创造力的教育改革,而以现在我们的均等化教育,在提升未来和潜在增长方面存在局限。当然骤然取消均等化很难,但必须创造能够自主开发多样素质的教育条件。不仅是均等化,私立大学教育也一样。现在(大学政策)是按政府的单方面政策推行的,需要形成让大学能更多行使自主权的氛围。
——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都归于美国学者,韩国经济学界大约何时能产生获奖者?
▦现代经济学以英美为主的学问为基础,因此近来连欧洲人也拿不到诺贝尔奖。韩国要马上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很难,但令人有希望的是,最高水平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刊登了相当数量的韩国人论文。韩国籍经济学教授在美国或相当知名的学校活跃开展研究,因此谁也不能说一代之后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把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在学术上好好整理并向国际推介,建立符合韩国经济的模型使之成为世界性研究对象,我想这才是今天学者们能作出贡献的部分。
简历
▦1947年生于首尔 ▦首尔大光高中、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1976年美国马里兰大学首席研究员 ▦韩国国际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1978~1981年) ▦延世大学教务处长、统一研究院院长、企划室长、国际学研究生院院长 ▦韩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2002~2004年) ▦总统咨询国民经济咨询会议委员(现任) ▦2006年延世大学国家管理研究院院长,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多余部分
——优秀学生只往医科涌,而且相比经济学更偏向经营学。
▦经营学是把多门学问结合起来加以实践,而经济学可视为基础科学。最近围绕经济教科书还引发过争论,经济学会内部的经济教育委员会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把经济教育更广泛地扩散到市民社会”。在学会层面,为了把韩国的经济学推向世界并与之对等,必须切实发展学会刊物。我也在设想进一步提高一直出版的英文学会刊物的内涵,把它推上国际舞台。
——请评价外汇危机后各领域进行的结构调整。
▦从形式上看,金融结构调整走在最前面,其次是企业结构调整。相反政府改革基本没做,劳动方面更没做。不过金融和企业是否真正做到位,还需要进一步审视。例如为改善企业透明度和治理结构引入了外部董事制度,但它是否按本来意图发挥作用值得怀疑。金融方面也提出把证券、保险、银行捆在一起由韩国金融监督院管理,但不少人指出,这最终不就是为了让官僚们轮流任职吗。
——您如何看两极化问题?
▦仅从两极化问题本身入手是解不开的。两极化是在解决整体经济效率和经济灵活性的过程中自然化解的问题。但参与政府上台后把两极化当作现象本身来看,反而使问题更加纠结。一般说中小企业变困难、大企业变好,但这种现象是否就是两极化,并未理清。对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中的落伍者,应扩大社会安全网,但基本上竞争体制必须继续扩大。
韩国经济学会“为经济重建奠定基础” 1952年创立,半世纪成为国内最大学会
韩国经济学会于朝鲜战争激战中的1952年在釜山创立。以“为韩国经济的重建奠定学术土壤”为宗旨聚集起来的创立初期会员仅有30余人。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学会不仅为韩国经济发展开展理论与实证调查,还积极推进研究事业,如今已成长为有2000余名国内外经济学者参与的国内最大学会。
韩国经济学会自创立以来每年举办会员研究发表会、定期学术大会等,介绍各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并发表研究结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特别是从2001年起,为活跃经济学各领域之间的学术交流,启动了“经济学共同学术大会”。该学术大会有时被比作美国的全美经济学会年度学术大会。今年迎来第七届、于今年2月举行的学术大会上,围绕“外汇危机十周年——我们学到了什么、正走向何处”“韩中日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意义”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发表了300余篇论文。
此外,为促进国内外经济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提高对韩国经济的关注,学会还邀请居住海外的韩国籍经济学者和外国学者,每两年定期举办国际学术大会。此外,每年评选研究业绩卓越的45岁以下优秀研究者颁发青岚奖,会员投稿的论文经严格审查后刊登于《经济学研究》(每年4期)和《The Korean Economic Review》(每年2期)。2000年为活跃经济学教育新设了经济学教育委员会,定期举办研讨会以把握经济学教育的问题并探索改进方向。
历届会长面貌
从韩国银行行长到总统候选人,韩国代表性经济学者云集
“从韩国银行行长到总统候选人。”
拥有2000余名经济学者会员的韩国经济学会,历届会长中云集了对我国经济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者。
初创期的会长们或在国内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或提供理论基础而声名远扬。其中包括1969年曾任统一院长官的首任会长申泰焕、前总理李贤宰(第14届)、前会长赵基濬(第15届)等。另一方面,首尔大学名誉教授边衡尹(第19届)是我国代表性的进步经济学者,他的弟子们“学现学派”在参与政府中也担当了相当角色。
1990年代以后的会长们学术声望也广为人知。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劳动经济学泰斗、前高丽大学教授金润焕(第20届),以及朴振根(第27届,延世大学)、金世源(第30届,首尔大学)、金炳周(第31届,西江大学)等教授。
进入2000年代后,学会逐渐更看重不偏重理论的实践性活动,对政界也不惜直言。前韩国银行行长朴昇(第29届),以及郑昌永(第32届)、柳长熙(第33届)、金仁基(第34届)、李载雄(第35届)等学者先后领导学会。目前被视为泛执政阵营总统候选人的前首尔大学校长郑云灿(第36届)在过去一年担任学会会长。他们在学会层面正式提出,政府应在外汇危机后透明、一贯地推进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同时对韩国经济的增长方向也不吝提出建言。在2月以“外汇危机十周年”为主题举行的2007经济学共同学术大会上,还接连出现研究发表指出,现政府上台后阶层间公平性反而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