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等军队高层人士巡视某部队时,官兵们便会忙得不可开交。要把内务班地板擦得锃亮,要把军靴擦出光泽,手脚忙得看不清。检阅一结束,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到日常。这就是所谓一次性的、展示型行政的典型。
看到近来检察机关接连推出的法律界腐败对策或检察官伦理纲领改进方案,就会想起这样的军队检阅。每当出现法律界中介人腐败或高压办案事件时,照例会出台改进对策,但很难消除对其实效性和诚意的疑虑。
JU公司强迫作虚假陈述疑云事件爆发后,1日公布的“检察官伦理纲领改进方案”也被指是未触及结构性问题的权宜之计。代表性例子是“检察官不得无正当理由接受中介人提供的财物和招待,与其交往原则上也受到限制”这一表述。
然而,姑且不论是否有正当理由,谁是中介人、谁不是中介人又如何区分?去年被称为法律界中介人、在法律界内外闹得沸沸扬扬的金洪洙,本来就是“中介人”吗?答案是“并非如此”。金某进口高级家具,与法院、检察机关高层乃至政界人士都有交情,是与寄生在瑞草洞周边的一般中介人“层级”不同的企业家。只是因某一案件曝光、成为被调查对象,才被媒体称为“中介人”。
检察机关去年8月在尹相林案之后金洪洙案接连爆发时,也曾在推出法律界腐败对策时表示要制作“法律界中介人名单”。当时的方针是,对与列入法律界中介人名单者接触的检察官等在人事上予以不利处理,并以违反检察官伦理纲领等理由进行惩戒。但这样的分类既难以做到“此人是法律界中介人、那人是人脉深厚的稳健企业家”,还很容易犯下让未被列入中介人名单者更安心地招摇过市的错误。
检察机关不应在事件爆发后手忙脚乱地推出没有实质内容的对策,而应通过民众咨询或个案办理,让案件相关人切身感受到,从而一步步积累检察机关的公信力。检察机关为办案先进化高喊辩诉交易(认罪协商制度)、妨害司法罪(对被调查者在侦查中说谎予以处罚的制度),却仍被国民冷眼相待,其原因值得好好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