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22

[投稿] “游说制度化”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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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行政部门表明了就游说人士登记与游说公开进行立法研究的立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显示了由行政部门推动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是否能够立法仍难以确信。除了利益相关方意见对立之外,还因为国民对游说的负面认知至今仍相当强烈。

游说被定义为“为影响政府的决策,与公职人员接触并传达自身见解的利益追求活动”。

国民行使请愿权的一种方式

它是为使政府的政策决定有利于自己、或至少不致受损而采取的各种活动之一(例如除游说之外,还有示威、法律抗争、利用大众媒体的舆论宣传、罢工、落选运动等)。最近医疗界反对政府修改医疗法的尝试,推动集体停诊和集会,也是利益追求活动的一个事例。

尤其游说是通过提供支持自身立场的资料或信息、暗示在下届选举中支持或反对等方式追求利益的行为。然而,行贿、保障退职后职位等非法手段也会被动用。在韩国,这类非法游说主要被突出,似乎因此形成了“游说=黑色交易”的强烈认知。于是一提游说便戴上有色眼镜,而将其视为国民权利即请愿权行使方式之一的认知则较为薄弱。

或许正因如此,自1993年以来国会和部分市民团体虽多次尝试将游说制度化,至今仍未成功。特别是2004年7月执政党开放国民党曾宣布年内推动,但并无具体进展。

然而,公开对政策决定过程施加影响力的内容,可以说与公开政治资金同等重要。

为何需要公开政治资金?是为了防止通过隐性政治资金行使不当影响力。而影响力的行使不仅通过提供钱财,还以多种方式进行。最近关于前高官转为游说人士的争议也与此不无关系。

因此,通过游说的制度化,这类影响力行使也应全部公开。尽管如此,要求游说制度化的舆论强度,与过去要求公开政治资金的舆论相比,相对显得薄弱。

分析近来有关游说的舆论调查可以发现,在“游说公开”这一层面,多数人认可其必要性。但仍有部分人似乎误解为“游说人士合法化=容许非法游说活动”。当然并非如此,也不应如此。

笔者认为,游说制度化的原则应是“许可”与“公开”。“许可”是指允许目前被禁止的“通过第三方行使请愿权”。当前韩国禁止游说,意味着“通过第三方行使请愿权”被禁止。即使现在,当事人直接进行的游说活动,只要不实施违法行为便无问题。

问题在于,按现行制度,连当事人所进行的游说行为也完全不予公开。因此,在允许通过第三方行使请愿权的同时,要求公开所有游说活动,这就是“公开”的要点。

必须坚守“许可·公开”原则

之所以应“许可”,是因为请愿权是宪法保障的国民权利。部分人士认为,游说应作为“表达自由”加以保障。也就是说,国民对政府有主张自身利益的正当权利。而且这一权利也应可通过第三方行使。

之所以应“公开”,是因为国民对政府的政策决定过程拥有“知情权”。其主旨是政策决定过程应予公开,通过游说行使影响力的内容当然也应公开。

希望政府的立法推进方向也以“许可”与“公开”为原则。同时认为,充分向国民说明这一主旨,对推进立法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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