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14

[外汇危机十年后] (第二部-10) 全球标准的虚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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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向新桥资本出售第一银行作为一个惨痛的教训。”

2005年1月14日,时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李宪宰首次例行记者会。李前副总理表示,“在外汇危机达到顶点的情况下,考虑到国际信用评价等因素,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坦言“当初期待的引进先进金融技术等效果完全没有取得”。这意味着在政府出售第一银行五年之后,实际上承认了这是一次“过失”。

这番言论赤裸裸地揭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救助资金为条件向韩国提出的所谓“全球标准”,即英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全球标准在IMF主导下被短期强制输入,给韩国经济造成了惨痛损失。

首尔市立大学经营学部教授尹昌铉表示:“即使在全球标准的发源地美国,也无法想象把银行卖给像新桥资本这样的秃鹫基金(以低价收购破产企业再高价转售的资金)”,“美国华尔街资本的利益被巧妙地融入IMF改革方案之中,结果只是让投机资本赚得盆满钵满”。

◇短期内被强加的全球标准 =“亚洲经济危机的结果之一,就是让人们认识到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实行的市场资本主义是更优越的模式”(1998年3月3日,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

正如此言,美国把亚洲经济危机视为向全世界传播英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绝佳机会。“救助资金的条件是由IMF内部美国方面理事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决定的”(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这样的说法已近乎公开。

据三星经济研究所统计,针对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的IMF方案中,60%以上集中于金融部门。这种以金融为主导的改革在韩国也一样。当时闻所未闻的自有资本比率(BIS)被一律适用到地方银行,不良银行被出售给海外资本。

对财阀则推行压缩负债比率、解除相互支付保证等政策,强行要求迅速改善财务结构。西江大学校长孙炳斗批评说:“要求把450%左右的负债比率在两年内降到200%以下,这是极其勉强的做法。日本从500%降到200%花了20年。”

给幼童穿上过大的衣服,问题便四处显现。银行回避风险较高的企业金融,偏好简便的家庭贷款,成为又一个危机因素。主要商业银行和企业被低价出售给外国资本,常态化的结构调整加剧了就业不安。企业因执着于短期业绩而回避投资,导致特有的活力下降。

尹教授表示:“这是一个总有一天要接受的体系,但问题在于像英国和美国那样适合国民收入4万美元水平的标准答案,过于急剧且不加批判地被引入”,“就像从热水池里出来突然跳进冷水池,给心脏造成了过重负担”。

◇韩国式发展模式被解体= 这一IMF方案的最终目的,是切断所谓“政府—财阀—金融三角体制”——政府与财阀结盟进入大型项目、风险由金融部门承担——从而终结韩国式船团式经营。

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容基表示:“金大中政府以外汇危机为契机试图削弱财阀的影响力”,“支持华尔街模式的政府官僚教条地、激进地引入全球标准,使韩国式发展模式中的进取性要素被清除”。

此外,为束缚财阀手脚的政策也相继推出。代表性的就是2002年恢复的出资总额限制制度。日本曾实施作为该制度原型的“大规模股票持有限额制”,但在2002年以增强企业竞争力为由予以废除。一方面为强化企业透明度等引入全球标准,另一方面在投资层面引入全球罕见的制度,结果等于让大企业解除了武装。

尤其是在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的状态下允许敌意并购(M&A),助长了企业的保守经营。随着外国资本进入加速、机构投资者崛起为资本市场的权力机构,所谓“基金资本主义”的问题开始浮现。主权资产管理公司攻击SK、卡尔·伊坎联盟威胁KT&G经营权,以及最近“张夏成基金”正式展开活动,都是代表性事例。

当然,他们在提升企业透明度、扩充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等方面为金融产业发展作出贡献,积极面颇多。但也受到批评:过度干预经营或以并购相威胁,使企业执着于短期业绩,并为防守经营权而耗费力量确保现金或回购自家股票,从而损害了成长潜力。

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客座教授朴英哲在13日的经济学共同学术大会上主张:“IMF主导的改革只聚焦于全球化,忽视了能够将开放副作用最小化的制度补充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其结果是韩国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变得脆弱,并产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两极分化、投资低迷、低增长等问题”。

◇全球标准的成果更大= 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副作用,对于全球标准使韩国经济在质上提升了一个层次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在迅速克服外汇危机的过程中,韩国经济的地位也得到提升。企业会计的透明度和治理结构得到改善,以收益性和股东为中心的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金融机构也摆脱官治金融,建立了有效率的体系。

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朴在河表示:“外汇危机之后,企业及金融部门的意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我们这样的小规模开放经济而言,有些损失是必须承受的”。汉阳大学经济金融学部教授罗性麟也说明:“需要在符合全球标准的同时加入韩国特色的努力”,“例如提升企业透明度是必需的,但治理结构等应交由市场自律”。

也有观点指出,虽然是被强加的框架,但全球标准已成为韩国经济的必备条件。朴英哲教授表示:“考虑到已推进的全球化,不可能后退”,“如果在全球化上达成共识,那么以英美型制度为基础、为最小化全球化副作用而强化社会安全网的混合式模式,就是我国可以选择的命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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