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外汇危机的人们] 时任金融产业工会委员长李龙得 “官治金融是引发外汇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IMF过度要求,政界反而加以利用结果上默许了美国投机资本的利益为给谈判以冲击而占据金监委、举行总罢工
对谈=经济部长李镕雄 yyong@sed.co.kr 整理=记者李在哲 humming@sed.co.kr 摄影=记者金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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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IMF的要求过度,政府和政界不但没有批评,反而为了其他目的加以利用,结果上相当程度地默许了美国投机资本的利益。我判断需要冲击疗法,于是突袭占据了政府与IMF进行谈判的金融监督委员会。金融业总罢工也是这一行动的延续。”
正如“泪水的录像”所象征的,外汇危机之后金融业掀起了结构调整的风暴,成为结构调整对象的金融业劳动者反抗也十分激烈。2000年7月主导了金融业史上前所未有的总罢工的时任全国金融产业工会委员长李龙得(54岁·韩国劳总委员长·见图)批评称,在金融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银行间合并的合理性与效率性被彻底忽视。
他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以生动的口才讲述了金融业劳动者不得不举行总罢工、走上街头的故事。他在批评IMF的同时,也毫不犹豫地从内部寻找危机原因,称“由于试图维持既得利益的政府和政界,以及拒绝变化的银行,金融产业的透明性未能得到保障”,“官治金融的弊害最终成为自招外汇危机的决定性内部因素”。
-从金融工会的立场如何看待外汇危机的发生原因?
▦撇开YS政府的失政不谈,尽管有很多声音主张应从制度上发展金融机构,但这方面被懈怠了。原因是政治性的。政府为了延续官治、维持既得利益而不愿意改变金融体制,企业同样拒绝“变化”。这些问题复杂交织,最终招致了外汇危机。
-有人指出,缺乏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外汇危机的直接原因。反过来看,是否是金融机构无原则的经营自招不良?
▦原则和透明性谁不知道呢。明知而不做的原因,是因为“私下交易”是可能的。政府也把金融机构视为“私人钱柜”。比如政府要求向大企业追加贷款,贷款中的一部分就会流入政治资金。并非只有无能的银行职员。有勇气的人提出过问题,但都被压下去了。由于政界的利害关系,金融产业的透明性未能得到保障。
-政府对IMF处方的应对是否恰当?
▦98年12月当选金融劳动组合联盟委员长之后,最让我憋闷的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料。唯一的就是报纸。但当时报纸的基调并不具备能够批评IMF的条件。因为在毫无经验的状态下突然遭遇危机。还有一个政治原因。随着YS政府的失政被突出,DJ政府必须留下治愈它的成果。当然,DJ政府内部也可能有相当多的苦恼,但我认为由于这种政治原因,政府不但没有指责IMF,反而在某些方面放大了他们的要求。
-围绕结构调整,金融工会曾强烈抵抗IMF。
▦我在一定程度上承认IMF要求对韩国金融产业实施冲击疗法的情况。但很难把这一切都只当作善意来接受。因为我判断IMF不会轻易拒绝国际投机资本的要求。结果上IMF代表了美国的利益。因此我判断必须以冲击性的方式抵抗IMF。为了象征性抵抗,首先在99年向国内法院提起了针对IMF的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原告为被淘汰银行的5名劳动者、破产中小企业的6名劳动者)。第二,出于让(IMF)切身感受一下的想法,突袭谈判场所,于99年7月15日突击占据了金融监督委员会。我判断这也有提升政府谈判力的效果。(当时李委员长等人在一楼领取访问证后进入15楼。这是韩国金融监督院被银行工会成员占据这一史上前所未有事态发生的瞬间。他们向IMF代表表明了“若不问青红皂白地强化银行资产健全性分类标准,坏账准备金负担将过重,BIS比率下降,巨额损失将不可避免”等立场后解散。)
-还有国内金融业史上首次总罢工。
▦2000年6月6日显忠日,DJ在致辞中只有一句话:“金融业结构调整应以更高强度推进。”我们以此为由,于7月11日举行了总罢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宣传·煽动把会员们推向总罢工。我们强硬出击后,当时的政府、IMF和国民都慌了。以此为契机,形成了政府与工会公开谈判的首个先例。那就是与金融监督委员长李宪宰的公开谈判。
当时出台了所谓“7·11协议书”。
▦这在工会与政府公开签署协议书这一点上,是会被记入劳动史的事情。其中写入了△不得实行官治金融、强制结构调整△要求返还30亿美元俄罗斯贷款等内容。特别是写入了许多依据,使得即便IMF提出无理要求,政府也能够抗辩和抵抗。存款人保护等就属于这类。IMF要求的存款人保护金额是2000万韩元。相比当时美国保障10万美元,这是少得离谱的金额。所以我们主张:“韩国国民难道只有资格被保护2000万韩元吗?应该达到1亿韩元。”因此围绕1亿韩元,政府与IMF反复拉锯,最后商定为5000万韩元。
-总罢工之后,银行间合并工作进一步加快。
▦在2000年12月国民·住宅银行合并之前,2000年4月时任住宅银行行长金正泰曾造访新韩银行,率先提议合并。但连新韩银行的负责人都没能见到。当时金融业的观念是“住宅银行只是搞政策金融的机构”。相反,从IMF的立场看,由于它不经营批发金融(企业金融),似乎认为这是一家很好的银行。当时青瓦台也施加了与住宅银行合并的压力,但新韩银行坚持到最后。新韩银行的大股东是在日韩国人,似乎在官治方面也比较自由。(2000年中期,金行长为了与新韩银行合并,还曾远赴日本会见时任新韩银行会长李熙健。新韩银行以标举“控股公司体制”为由拒绝了合并要求。)
-对国民·住宅银行结合的评价如何?
▦与新韩银行的合并谈不成、时间不断流逝,(政府)就说国民与住宅之间合并也行,于是就那样了。合并前金行长不是在媒体采访等场合说“与国民银行合并没有协同效应”而拒绝过吗。(当时金行长强调“追求同样零售金融的银行之间合并并不可取”。国民银行也在2000年上半年制定的金融业结构调整方案中分析称:“住宅银行与国民银行在业务和分支机构上约80%重叠,不仅没有协同效应,合并后两家银行职员中约有9000人需要裁减,现实中很困难。”然而两位行长在2000年12月22日下午于韩国银行突然宣布了两家银行合并的事实。)
-以国民·住宅银行合并为契机,引发了第二次总罢工。
▦我见到金行长后说:“既然没有协同效应,为什么要合并”,并请求“请对外公布7·11劳政协议书中所载的不得强制合并的承诺”。但金行长坚称不是强制合并。后来金行长对国民银行就像掰小孩胳膊一样。(当时的国民银行行长金相勋出身于韩国金融监督院副院长,2000年3月就任国民银行行长时,工会曾以“为推进银行大型化而空降的人事”为由强烈反对。)因此12月28日不得不宣布第二次总罢工。但罢工当天即被撤回,主导罢工的我们不得不入狱一年。
-外汇危机之后金融业劳资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
▦IMF之前,工会对官治金融几乎没有抵抗。但在外汇危机时期,金融业成立了产业工会。从劳政角度看,如今形成了明确的伙伴关系。政府对重要问题也在相当多地听取并讨论金融工会的意见。
-您认为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了国内金融产业体系的先进化吗?
▦现在友利银行的大股东是政府。若在过去,可以把友利银行行长视为政府官员。但如今黄永基行长若按政府指示行事,友利银行在股市上的股价就会一落千丈。正因为把友利银行的财务状况做得稳健,黄行长才在市场上获得认可,不是吗。这些就是金融产业出现的重大变化。外汇危机时期我与行长们有很多对话,大多数行长都赞同我们的意见。但几位官员出身的行长彻底站在政府立场上。这种势力应尽快消失。
-友利银行政府持股的出售已临近。
▦不必在收购主体等问题上过于拘泥于逻辑。产业资本也可以投资金融资本。相应地,只要建立好彻底分离所有与经营的内部制度就可以了。
-民主劳总新领导层已经上任,您将如何设定与民劳总的关系?
▦“不与谈不通的人对话”这一原则也要因对象而定。与新任委员长李石行在私人层面是胜过兄弟的亲密前后辈关系。但劳动运动是群众运动。不顾及群众的变化和视角、只顾自己的运动最终注定灭亡。其结果不正是全球最低的组织率吗。如今是劳动的最大危机。尽管如此,若继续沿用87年之后的运动基调,会变成什么样呢..
-与新任领导层的会面计划?
▦就个人而言我可以随时见到这位新任委员长,但围绕李委员长组织的问题,韩国劳总内部也有声音。有人甚至说过要殴打委员长、解散韩国劳总,对此应当有正式道歉。我也是组织的代表。
-劳资政委员会近几年似乎处于漂流状态。
▦并非只是漂流。去年通过了劳资关系先进化路线图、非正规职保护法案、劳资发展财团、工伤相关法等4项重要法案。劳方与资方都承认劳资政委员会,但部分政界人士并不了解这一点。除劳资政委员会之外,还应有以劳资为中心的会面平台,这正是劳资发展财团。劳资发展财团是走向更大的方向,还是缩小为再造一个会面平台,取决于政府采取何种姿态。韩国劳总与财界之间已形成信赖关系。
◇简历
▦53年生于庆北安东 ▦德寿商业高中、成均馆大学经营学系 ▦74年进入商业银行 ▦86年商业银行工会委员长 ▦89年全国金融产业工会常任副委员长 ▦99年全国金融产业工会委员长 ▦04年~现在 劳资政委员会劳动者代表、韩国劳总委员长
录入时间:2007/02/12 1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