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通明的德黑兰谷
迎接新千年前的1999年11月17日。并非财阀子公司、只是一家风险企业的“Thrunet”,鸣响了韩国首家在纳斯达克“直接上市”的礼炮。该公司被国内外媒体大篇幅报道为韩国经济复活的象征。但三年后的2002年11月13日,Thrunet被通知退市。这是国际市场对缺乏明确盈利模式的韩国风险企业的冷酷判决。巧合的是,这家公司的域名是“korea.com”。这对韩国的国家信誉也造成了负面影响。风险企业的神话,是否如Thrunet的陨落一般,只是一场“仲夏夜之梦”?
◇作为财阀体制替代方案登场的风险企业=1998年1月13日,金大中总统与五大财阀掌门人就“大企业结构改革五大原则”达成一致。国民政府将财阀体制认定为外汇危机的罪魁祸首,计划进行大规模手术。然而,一旦整治财阀体制,就没有引领经济的替代力量,这成为凸显的问题。
发掘新的增长动力成为当务之急。此时,DJ政府关注到自90年代初起引领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克林顿政府的“新经济(New Economy)”。技术为核心的风险企业正是其主角。此后,在“从财阀经济走向风险经济”的口号下,风险企业获得政府集中支持,直到2000年泡沫破裂,一直被视为韩国经济的未来。以外汇危机为契机,大企业沉入水面之下,以技术为中心的中小企业开始走上前台。韩国经济的增长范式本身,从原有的财阀大企业转向了非财阀中小企业。
◇压缩增长的翻版=对DJ政府而言,为了活跃经济和缓解失业难题,没有余裕等待风险企业自然成长。何况以制造业为主力的财阀为求生存进入高强度结构调整,失业者大量涌上街头。
美国的新经济从惠普(HP)开始,历经60年渐进发展,但对韩国而言“压缩增长”在所难免。牵引韩国经济40年超高速压缩增长的开发时代逻辑,在迎接新千年之际为“培育风险企业”而再现。国民政府在1998年接连发布各类风险企业扶持政策,目标是任期内培育2万家风险企业、创造40万个新岗位等。对政府指定的风险企业,在资金及人力筹措等方面提供各种优惠。
近乎“撒钱”的当时政策基调,也是为在短期内兴起风险产业而不得不做的选择。对此,1999年5月至2000年1月任产业资源部长官的开放国民党前议员郑德龟回顾称:“李宪宰等一些市场主义者强烈反对,质问‘为何给予如此过度的激励’,围绕风险政策的激辩时常发生。”
◇资金游戏的后遗症=政府的激励很快产生了强大效果。政府认证的风险企业数量从1998年5月的304家增至2001年的8798家,增长28倍。这种量的膨胀随即带来就业创造效应。
据三星经济研究所数据,1999年一年间风险企业占实际GDP的比重为4.8%,估计创造了约18万个就业岗位。李灿振、安哲秀、全河振、李在雄、孙正义、郑文述等风险业界明星级CEO涌现,被誉为韩国的“比尔·盖茨”。
但2000年下半年风险泡沫论抬头,粉饰会计、操纵股价、“陈承铉门”等若干大型腐败案件相继爆发,结构性局限陆续显现。尤其是风险企业的甄别交由政府而非市场,成为决定性的败招。由于只需满足政府提出的多种条件中的一项就能登记为风险企业,导致“徒有其表的风险企业”大量产生。
宪法专家李石渊律师诊断称:“由于政府支持,以承担风险为本质的风险精神消失了,企业热衷于为获取优惠而对政府游说,而非技术开发。”资金过剩之下,“盲目投资(spray & pray)”层出不穷,KOSDAQ市场沦为资金游戏场。风险企业协会会长赵铉贞表示:“甚至有说法称江南的酒馆全靠风险企业养活。股价暴涨后,不少风险企业家换了高级轿车、雇了司机,但这些人大多随泡沫破裂而破产。”
◇再受关注的风险企业=参与政府于2004年12月24日发布了“风险企业活跃化对策”。这意味着开始重新评价泡沫破裂后沦为弃儿的风险企业的成果。李宪宰副总理、韩德洙副总理也时常强调“培育风险企业”的必要性。
虽始于克服外汇危机的紧急处方,但培育风险企业为韩国经济注入了不小的活力。风险企业数量从2001年的1万1300家减至2004年的7300家,如今又增至1万2000家。良莠也大体分明。风险企业的整体营业收入也从3万亿韩元增长至130万亿韩元规模。
尤其是制造业成长为中坚企业的比率仅为0.3%,而风险企业达2~3%。这说明其成长潜力和活力之大。此外,截至2005年底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韩元的风险企业达71家,这些公司的整体营业收入达13万8000亿韩元。1999~2004年大企业就业增长率为0.3%,中小企业为17.3%,而风险企业为45.7%,在就业方面也充分发挥了功臣作用。
因此,不少人指出应开启真正的“风险企业文艺复兴”时代。因为韩国经济要摆脱低增长的泥沼,风险企业的再次跃升至关重要。国民政府时期最后一任产业资源部长官、国民中心党共同代表申国焕表示:“当时的风险政策在创造就业、技术革新、扩大产业基础等时宜性方面非常恰当”,“只是作为冒险事业的风险业界面临一时危机时,政府弥补作用不足,令人遗憾。”
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甲洙强调:“2000年前后是按照政府而非市场的节拍行动,风险企业生态条件未能得到妥善构建”,“如今应引入由风险资本对风险企业履行适当评价、补偿功能的美式风险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