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业的大规模投资正在挤压轻工业”
1979年4月17日公布的“4·17经济安定化政策”对当时的政府扶持产业重化工业作出如上评价,并提出了投资调整的蓝图。4·17政策的内容不止于此。进口自由化、工业品及服务费用管制制度改编、政策资金制度改善、促进企业竞争、国民意识结构转变、金融体系改革等,一言以蔽之,它是提出韩国经济今后前进方向的总体规划。在韩国经济史上,4·17政策被视为影响力最大的政策。
1978年至1979年间以经济企划院次官辅身份主导4·17政策的前副总理姜庆植(见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生动讲述了4·17政策形成的全过程。
“那是1978年向总统汇报经济运营方向的时候。当时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准备了关于15年后长期展望的幻灯片。看内容,我国经济被描绘得非常好。”
他接着解释说:“总觉得哪里不对。外国媒体连日报道韩国经济将要破产。石油美元泛滥,消费挥金如土,房地产投机闹得不可开交。”他回忆道:“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不改变政策基调能否达成目标,我对此产生了疑问。”
汇报一结束,姜庆植立即指示时任企划官李亨九组建工作小组。当时他下令:“把此前的政策彻底忘掉。全面检查我国经济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于是,以企划官李亨九为组长,经济部门的实务人员、民间与官方研究员等当时首屈一指的经济官僚及专家入住酒店,以头脑风暴方式展开激烈讨论。现任经济副总理权五奎和财政经济部次官朴炳元当时也是该工作小组成员。
姜前副总理表示:“作业结果形成的共识是,我国经济已不处于供给不足阶段,而政策却按供给不足型经济来运作,这才是问题所在。”“进口要自由化,农产品也要从国外引进,金融也要走向自律化。这就是结论。”
上述第一阶段作业成果于1978年3月上报给副总理南德祐。但当时正值国会议员选举前夕,未有任何指示。也许是偶然的机遇,随着副总理由南德祐换成申铉确,4·17政策才开始逐步向外界显露实体。
在申副总理的支持下,时任企划院次官辅姜庆植撰写了报告书,题为《面向80年代的新战略》。此后他接触媒体等,透露了部分内容。随即反对之声骤起,其中朴正熙总统的反对尤为强烈。
姜前副总理回忆说:“(朴总统)一有机会就表达不满。对取消价格管制的主张,他说‘这是要放弃物价稳定吗’;对缩小农村住宅规模的主张,他说‘这是我的统治哲学’,甚至摆出背水一战的姿态。”
尽管总统反对,他仍在1979年年初的年度汇报中报告相关内容,继续推进政策。其间,1979年3月15日青瓦台举行了一场由总统主持、企划院人员一个都没有参加的奇怪会议。
“后来才知道,那是朴总统为判断企划院主张的安定化政策是否正确,而听取韩国银行、KDI等专家意见的会议。”他说,“可以说,那是对安定化政策的一次缺席审判。”
他接着讲述当时情形:“朴总统出席镇海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典礼后访问了昌原工团。可是去这家工厂是类似的设备,去那家工厂也是类似的设备。他切实感受到了我们指出的重复投资问题。会议是对企划院绝对保密进行的。”
经过这些过程,3月底再次召开了经济企划院参加的会议。最终朴正熙总统在3月30日指示将其作为政府政策公布。如此诞生的“4·17政策”延续为新军部的经济政策。4·17政策使“高增长低物价”成为现实,其倡导的开放、自由化等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姜庆植前副总理表示:“安定化政策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正式开端。如果没有做这件事,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他还说:“如果4·17政策提出的各项改革方案得到切实推进,也许就不会经历1997年那样的痛苦和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