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当局期望通过将新供应公寓的价格定得比周边既有公寓更低,使公寓价格趋于稳定或下跌。但这显然只会让运气好中签的新认购者获得相当于该价差甚至更大的意外之财,反而只会助推既有公寓价格上涨。
按照垄断理论(E. Mason),即便在组织良好的市场中,也须支配至少20%的供应量才能支配价格。然而新供应量还不到既有住房数量的5%,因此应认为低价供应并无稳定或压低价格的效果。
执政党政策委员会提议扩大供应量,但这同样并不妥当。第一,住房自给率目前已超过106%。因此若只考虑供需,住房价格理应下跌。尽管如此房价仍上涨,是因为在特定地区,例如首尔江南地区或地方新城等地供需失衡,导致公寓价格暴涨。在这种整体供应过剩的情况下地区性供需失衡加剧,其原因并非住房供需这一经济因素,而是生活条件尤其是教育环境、贫富差距扩大、炫耀性消费等非经济因素。
第二,住房需求的净增加发生在新婚夫妇离开父母之时。而在韩国,若以25~34岁为结婚年龄,该人口预计将从2005年的816.9万人持续减少至2010年的761.8万人、2015年的682.6万人、2020年的648.7万人。因此以2005年为100计算,住房需求净增量到2020年降至79.4,减少20%以上。何况考虑到当前人口减少趋势,应认为未来住房需求不会有净增加。房价暴涨的部分特定地区,其性质与垄断理论所称的非竞争集团(Non-competing Group)相同,因此执政党式的扩大住房供应政策既无法阻止特定地区的高价现象,只会带来其他地区房价暴跌的市场失衡。
将超额利润归建筑商所有
首先应确立后销售制度。其次,竣工后的公寓应按栋、按层、按户让购房者竞争投标,卖给最高投标者。这样一来,所谓黄金楼层的价格会被抬得很高,而购房者不太喜欢的一层、顶层或侧面户型则价格偏低。应要求建筑商事先披露最低中标价,作为购房者的评价基准。此时最低中标价为不分栋别、层别,将总建筑费用按户数平均后加上适当收益率的金额。例如建设500户40坪公寓的总费用为2500亿韩元,则每户平均建设费用为5亿韩元。在此加上例如20%的收益率,每户最低中标基准价即为6亿韩元。
若如此销售的总收入例如为3500亿韩元,与总建设费用2500亿韩元的差额为1000亿韩元,其中500亿韩元为正常利润,其余500亿韩元为超额利润。在现行预售制度下,这500亿韩元的超额利润落入投机者手中,而在该制度下则归建筑商,从而扩大供应的激励也相应增强。
购房者若无法一次筹足6亿韩元,可在中标后缴纳定金,再以此为担保从金融机构贷款付清全款。这里同样发挥市场原理:拥有6亿韩元的人不产生利息支出,而储蓄少、银行借款多的人利息支出更大,实际购房价格更高。这种市场原理可抑制小鸟硬要跟着大鸟飞的行为,有助于住房市场稳定。
应改变韩国住宅公社、土地开发公社的盈余考核标准
第一是尽量提高建筑覆盖率。第二是让宅地以低价供应。目前土地开发公社或住宅公社与其他政府机构一样,以经营盈余为考核标准,并据此决定薪酬或绩效奖金。结果它们为了扩大盈余,力图把供应价格抬得尽可能高。
由此产生了官因性的房价上涨效应。要纠正这一点,土地开发公社应以宅地开发总面积、住宅公社同样应以总建筑面积作为考核标准,而非盈余。第三是对重建取消除建筑覆盖率以外的管制。虽与管制无直接关系,但仍须实现我国环境尤其是教育环境的均等化。
迄今政府政策完全排斥在外的是无房贫困阶层的居住问题。无房者中有110万人住在连保证金租赁都不是的按月付租、预付月租房里。所谓住在隔断小房间里的人有多少,连韩国统计年鉴都没有记载。仅首尔的租房户数就多达16.6万余户。政府应尽快为他们兴建永久性租赁住房。永久性租赁住房应建25坪、20坪、15坪、10坪等四种,入住保证金定为每坪100万韩元左右。承租入住者夫妻二人终身享有入住权,若愿意,入住权可由子女继承。
确定入住者时,25坪或20坪可进行财力调查(Means Test)。入住者若拖欠管理费等超过一定期限,可让其搬至面积更小的住房;若愿意,在供需条件允许下也可搬到面积更大的住房。此外若愿意,也可购买该住房。由于是租赁住房,不能征收财产税,但可以使用费的形式征收,尤其20坪和25坪应当如此。
迄今住房政策当局只专注于中大型公寓的价格及供应问题,对无房者毫无考虑。这种倾向在高喊为消除特权而与特权阶层斗争的卢武铉政权之下尤为突出。若卢政权仍要继续标榜分配与福利、改革与进步,现在对无房贫民给予认真关照也不算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