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2000万同胞戒烟三个月,每月积攒20钱,便可凑得1300万元,偿还国债何足忧虑。”这是1907年1月30日在大邱广文社特别总会上点燃的国债报偿运动的宗旨文。由作为启蒙运动一环、编印教科书与杂志的广文社社长、副社长金光济与徐相敦发起的国债报偿运动,其目的在于捍卫国权。
当时大韩帝国的债务约为1300万元,相当于一年的财政预算。按现今价值达3900亿韩元的债务,是警察机构扩张与日本人居住设施建设等殖民化资金激增的结果。不足的资金从日本引入,债务自然只能激增。
偿还前景更加不明朗。岁出比岁入多约77万元、长期在赤字预算中挣扎的大韩帝国财政,根本无力还债。更何况矿山开采权等利权早已卖给外国,在这种情形下兴起的国债报偿运动之火越过大邱,蔓延全国。
妇女们卖掉发簪,宗教团体也积极参与。在日留学生、乃至艺妓都捐了钱。各报纸也展开宣传活动积极助力,结果到4月已有4万多人筹集了230万余元,但此后未能再有进展。原因在于镇压。日本帝国动用卖国团体一进会阻挠集会,并给报人梁起铎扣上侵占报偿金的罪名,用尽各种手段阻挡这场运动。
运动虽被日本帝国中断,部分发起人也变节为亲日派,但其精神从未消亡。1998年遭遇外汇危机时全体国民参与的“募金”运动,也与国债报偿运动一脉相承。当年以惊异目光报道募金运动的外国媒体,至今记忆鲜明。迎来100周年的国债报偿运动,是民族宝贵的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