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24 | 이호재 기자

[经历外汇危机的人们] 时任财经院次官补郑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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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外汇危机的人们] 时任财政经济院次官辅 郑德龟 “担忧被大选裹挟、爆发新型经济危机”家庭负债、中国冲击等不安因素众多反省救活了本应倒闭的企业

对谈=经济部部长 李龙雄 yyong@sed.co.kr 整理=孙哲 记者 runiron@sed.co.kr 摄影=李浩载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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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在大选狂潮的席卷下,新型经济危机成为现实。”

1997年底外汇危机时任财政经济院第二次官辅(主管国际事务)、1998年初担任纽约外债谈判实务代表的前产业资源部长官郑德龟(现开放国民党议员)诊断称:“韩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1997年底外汇危机的黑暗隧道”,“与大选狂潮相交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至今仍在进行中”。

他还表示:“外汇危机是清除累积不良资产的机会,大交易等企业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但同时坦言遗憾:“对不良企业的氧气面罩(资金支援)本应及时摘掉。这也是我至今反省的部分。”

郑议员进而诊断称“韩国经济没能完全走出1997年底外汇危机的黑暗隧道”,并主张“与大选狂潮相交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至今仍在进行中”。他将“第二金融圈的家庭负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国方面的冲击、增长率下滑等”界定为新型危机因素,强调“如果今年也像1997年那样被大选狂潮席卷,政府的风险管理能力将下降”,第二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将是“政治与领导力缺位”。

郑议员还主张:“过去的金融结构调整因金融圈的道德风险而不彻底”,“需要朝着促进企业投资和创业的方向推进第二阶段金融改革”。

-今年是1997年外汇危机爆发10周年。您认为危机已经克服了吗?

▦结束纽约外债谈判回国时,我曾向当时的记者们讲过“三阶段隧道论”。就是说前面还有三个隧道要穿过,第一个是外汇危机隧道。外汇流动性已经确实得到保障,良性循环体制也已形成,所以我认为已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

接下来是金融危机隧道,银行清理不良银行债等当时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会引发新的金融危机的新型危机要素正在酝酿成熟。如果问是否完全克服,金融危机并未克服。最后是经济危机隧道,这是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当前韩国经济丧失了活力,长期增长趋势不佳。经济危机比金融危机更未被克服。虽不能说1997年外汇危机现在仍在进行中,但可以肯定我们正处于它的尾端。

-您提到存在新型危机因素,具体是哪些?

▦首先是家庭负债引发的危机。企业自己做得不错,只是因为生意不好才不投资。相反,家庭正在变得疲弊。为了刺激景气而放开了家庭贷款等,2003年刚摆脱信用不良者问题想喘口气,却发现住房抵押贷款比率大幅上升。尤其是储蓄银行等第二金融圈是问题所在。房地产价格一旦下跌,第二金融圈就会出问题。外汇危机也是以综合金融公司问题为开端的。当时都觉得不会成为大问题,结果是多米诺骨牌。

-家庭负债引发的金融危机,政府似乎正在加强监测。

▦总统让经济辅佐官密切关注金融市场是做得好的,毕竟明确交付了任务。遗憾的是,1997年外汇危机时若有这样的人就好了。当时没有这样的措施。

但危机因素还包括对中国方面冲击的担忧以及增长率下滑等。约35%的中小企业在技术上已相当于破产状态,放任不管就会倒闭。因为受中国产品挤压无法提价,而汇率等因素又使成本上升。

-现政府称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差。

▦政府预测今年增长率约为4.4%,我认为大约是4%。那就意味着增长率比今年下降1个百分点,会减少6万到7万个好岗位,两极分化会更加严重。最重要的是,增长率下降会使消费减少,服务业也做不起来。这些(家庭负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国方面的冲击、增长率下滑)如果今年一起涌来,真不知会怎样,很可怕。这种可能性不小。

-您认为新型危机因素显现的可能性很大吗?

▦希望远方涌来的乌云不是漫长雨季的开始,而是过路阵雨。今年正在形成的新型风险要素——住房抵押贷款增加、房地产价格波动、中国方面的冲击等——累积起来可能变成暴雨。

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总统的政治领导力,以及能够防范风险的行政权力的专注力和监测能力。而使这些下降的最大因素就是大选狂潮。我认为1997年外汇危机的爆发,大选也提供了相当大的原因。(他回忆过去时指出:“当时上面的人痴迷于政治,对下面的报告听不进去。”)如果今年没有大选,我会少担心一些,可总统选举又不能不办,不是吗?

-您认为外汇危机与时任副总理姜庆植之间有关联吗?

▦姜庆植副总理不是适合应对危机的人。他不喜欢微观的、短期的东西,认为没必要看,只关注宏观的、长期的东西。能够反映金融现场、产业界等实体经济声音的渠道也不够充分。我不认为姜长官是外汇危机的主犯,但遗憾的是他不能大处小处兼顾。姜长官属于(打高尔夫)能打远球但分数不太好的类型。

-(外汇危机)除政治因素外,韩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应该也有吧。

▦总体上企业以过多人力进行了过剩重复投资,对没有利润的业务也大量插手。企业扩张中途中断,人力和设备就崩溃了。此外,还想以军事独裁时期的开发模式、几乎不加改变地应对全球化时代。用开发独裁时期的决策系统去应对变化无常的全球化时代,不可能不出问题。过去政界、官僚、财阀可以聚在一起协商、朝共同目标前进,但在市场全面开放的情况下,三方聚在一起事情能办好吗?反倒是固守过去的模式,导致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

-有人主张外债谈判时至少应争取部分本金减免,您怎么看?

▦本金减免叫做“剃头”,意思是放贷方判断也失误,所以要承担一定责任。所以“本该争取点减免”的说法也在情理之中。但在我看来,如果当时接受了减免,金融体系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有恢复。中南美或印度尼西亚在外汇危机时获得了减免,但至今仍有问题。未能在国际社会恢复信任是重要原因。靠欠钱不还的政策只会失去所有朋友。争取减免也就几亿美元的规模。我认为把钱还了、获得正常待遇更好。

-如果评价外汇危机之后的企业结构调整情况呢?

▦削减赘肉的必要性很明确,“大交易”也因此出台。外汇危机提供了进行这种结构调整的机会。大企业剔除了过剩重复投资,通过债务重组等救活不良企业,再通过合并等方式加以清理。财阀结构调整虽是事后之论,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差别过于巨大。

中小企业中体质虚弱、一阵风就倒的企业很多,我们努力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的资金救活还不错的中小企业。但氧气面罩(资金支援)本应在适当时机摘掉。资金流入本该死掉的企业,新的创业等就无法顺畅进行。这是我反省的部分。

-您如何评价金融结构调整?

▦金融结构调整中初期大规模投入(公共资金),使国际资本对韩国银行的信任迅速恢复。如果一点一点地投入,危机会持续更久。但这一过程中金融圈的道德风险加剧,令人痛心。当时被解雇的人生活艰难,而留下来的人则把银行变成了天堂。

此外,金融圈没有创造新的金融服务,只做房地产等家庭贷款。能带动创业的优质金融服务没有发展起来。需要第二阶段金融改革,方向应是让金融圈培养新的信用创造能力,发展金融技法,使企业增加投资、创业增多。

-您从事务官起步,一直做到长官,官僚生涯长达30多年。您对官僚的看法似乎有很大变化。

▦官僚过去是韩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人才比民间部门优秀,有理念也有责任感。外汇危机之后,想要排除官僚的政治势力增多了。与此同时,按信念办事的氛围减少了。官僚自身看世界的眼光也变得现实。过去是抱着“不做这个就得死”的想法工作。但如今的官僚,用俗话说就是知道“这个不做也死不了”。公务员只把它当作一份工作,而最重要的是自豪感。作为公共决策者的官僚一旦自豪感钝化,可能给国家利益造成很大损失。社会也有必要提升官僚的自豪感。

◇郑德龟简历

▦1948年生于首尔 ▦培材高中 ▦1971年高丽大学商学院 ▦1971年行政考试第10届 ▦1983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营学硕士 ▦1987年财务部证券政策课长 ▦1994年财务部国际金融局局长 ▦1996年财政经济院企划管理室长 ▦1997年财政经济院第二次官辅 ▦1998年财政经济部次官 ▦1999年产业资源部长官 ▦2001年首尔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所长 ▦2003年中国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2004年第17届国会议员(比例代表·开放国民党)

录入时间:2007/01/24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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