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17

[外汇危机十年后] (第二部-2) 未完成的企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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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17日,因外汇危机被列入不良判定对象的313家企业中,55家企业被决定退出市场。

这是企业结构调整正式启动的信号弹。时任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李宪宰表示“这只是开始”,并强烈警告称,如果不实施结构调整,即便未被列入退出对象的企业也难以生存。

在由此开始的企业结构调整漩涡中,30大财阀集团中有16个集团崩塌,无数家庭支柱失去工作,1998年底失业者达180万人。代价极为惨痛,但被“必须克服国家破产危机”的共识所掩盖。然而从1999年起,随着경景气好转、危机状况过去,“道德风险”开始慢慢萌芽。政府、银行界与企业的利己主义使结构调整被延迟,并成为整体经济的不安因素。

面对史无前例的局面,政府政策准备不足也是问题。将负债比率压缩至200%以下等整齐划一的指导方针带来的副作用接连出现,为高效推进结构调整所需的相关制度也未得到完善。“草率的结构调整”最终在2000年以后接连引发现代集团的流动性危机、大宇集团的解体、SK事件等,使韩国经济反复陷入危机。

◇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金大中政府将企业不良资产列为外汇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方案实施企业结构改革。大框架就是所谓“5+3”原则。1998年2月提出提高经营透明度、解除相互债务担保、改善财务结构、加快行业专业化、强化经营责任等五大核心课题,随后在1999年8月又推出抑制循环持股与不正当内部交易、阻断金融支配、防止变相继承等三大补充课题。

不良企业的处理大致按五个方向推进。无法重生的企业予以退出,其余则通过▦大交易(Big Deal,大规模业务交换)▦通过财务结构协议自行正常化▦企业改善作业(workout)▦法定管理及和议等方式加以救活。

事实上,为克服外汇危机,政府介入企业结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恶”。成效也很大。随着负债比率下降等,企业财务结构得到改善,并成功构建了不良企业常态化清理体制及强化经营透明度的各种制度基础。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高东洙评价称:“虽然政府介入了企业结构调整,但银行为避免自身产生不良金融而开始彻底进行企业管理,这是一项成果。”亚洲开发银行(ADB)也在2000年5月评价称,韩国实施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在企业财务结构、信用等级等方面,成效远优于同期经历外汇危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道德风险的泥潭=然而,1998年下半年以后,低利率使企业金融费用减少,通过资产出售等结构调整取得部分成效,局势开始变得复杂。政府、债权团、企业等结构调整主体被“眼前利益”所迷惑,开始忽视结构调整。

1999年底,相当于制造业外部审计法人四分之一的918家企业连经营活动产生的金融费用都无法负担,但退出被延迟。企业负债比率下降,也并非因为减少了银行债务,而是靠有偿增资或资产重估等扩充自有资本。

尤其是部分无法重生的大企业的处理方向存在问题。财阀们只是做出履行结构调整的样子,政府也因担忧失业增加和不良债权扩大,对退出表现消极。此外,和议法、公司整理法、破产法等复杂的企业清理程序也成为迅速清理不良企业的障碍因素。专业人才不足等客观局限也存在。结果,1998至1999年被指定为企业改善作业对象的83家企业中,到2002年2月实现正常化的仅有47家。

当时结构改革企划团的一位相关人士解释称:“由于未能看清企业内部问题,1999年以后接连爆发了大宇事件以及双龙汽车、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东亚建设等大企业的连续破产”,“2003年的SK事件若追根溯源,也是因为本应接受手术的企业只做了内科治疗。”

而且,由于企业更偏好轻而易举的人员削减而非业务结构调整,社会问题也被放大。当时作为大交易对象的9个行业,反映过剩设备调整程度的闲置资产出售仅为6.6%,而人员却减少了14%。大量失业者的产生加剧了经济两极分化,并出现了消费减少导致内需萎缩的副作用。

1998年任企业结构调整委员会事务局长的韩亚金融控股副社长李成揆遗憾地表示:“当时企业改善作业主要侧重于裁人、卖资产”,“从国富角度看,总量不仅没有增加,甚至未能维持。”由于结构调整未能“及时、妥善”完成,政府在2000年底启动第二轮结构调整,但为时已晚。弘益大学商经学院教授金容烈指出:“结构调整初期未能对日后将发生的问题做好充分准备。”

◇变成喜剧的“大交易”=草率结构调整的问题暴露得最为彻底的,就是以五大集团为主轴的大规模业务结构调整,即所谓“大交易”。虽然也有“幸好大交易失败了”的评价,但大交易的尝试本身就长期成为韩国经济的沉重包袱。

“big deal”在美式英语中是以“真了不起啊”的方式讽刺对方的表达。从一开始就有“荒唐的构想”的批评,但金大中为化解过剩设备投资而强行推进,影响随之扩大。现代电子与LG半导体之间的半导体大交易,最终演变为海力士事件。这等于是把两家不良企业合并,只诞生出更大的不良企业。三星汽车与大宇汽车之间的大交易讨论破裂,三星汽车进入法定管理,给韩国财界留下深刻的后遗症。삼성종합화학与现代石油化学之间讨论数年的石化部门大交易最终回到原点,此后各公司或债权团自主推进结构调整并取得成功。

当然,即便在当时不敌金大中压力而交出LG半导体的LG集团内部,也有人承认“大交易是当时为数不多可行的政策之一”。但对大交易的负面评价占主导。韩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李钟宇表示:“大交易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对增强经济体质毫无帮助。”

产业研究院主力产业研究室室长张锡寅表示:“外汇危机后本应通过结构调整创造新产业,被淘汰的劳动者应找到新岗位,但未能做到,只是大量产生了失业者和单纯个体经营者”,“如今服务业生产率低下、两极分化加剧,正是当时草率结构调整播下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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