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寻求有效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报告》的核心是,政府为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化而提供的生育、养育支援,应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同步”推进。报告强调这是可同时解决老龄化乃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所谓“双赢”战略。为此,不附加任何资格条件、普遍提供优惠的政府支援方式应限定于“在职女性”。KDI担忧,固守“普遍性”支援政策反而只会衍生出“儿童贫困”扩大等社会副作用。
◇生育与劳动参与率严重成反比=根据Statistics Korea去年末公布的“未来人口推算结果”,出生人口数将从2005年的43.8万人大幅减少至2050年的22.6万人。此外,预计女性一人在可生育期间(15~49岁)生育的平均子女数(总生育率)以2005年的1.08人为低点,2010年回升至1.15人,2030年和2050年分别为1.28人,但由于可生育女性人口持续减少,出生人口数也只能一同减少。
在此情况下,KDI指出韩国与瑞典、美国、德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生育最活跃的女性年龄层(30~39岁)劳动市场参与率大幅下降,呈现“M”字形劳动市场参与模式,这一点引人关注。海外发达国家大多以40~44岁年龄层为顶点,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分布均匀,而韩国女性的参与率到20~24岁、25~29岁年龄层持续上升,随后在30~34岁、35~39岁年龄层大幅下降,呈现中间层塌陷的特殊形态。
KDI副研究委员赵允英表示:“在生育活跃的年龄段劳动市场参与率急剧下降的现象,显示生育正成为女性劳动供给的障碍”,“这从外部意味着女性生育与劳动参与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要提高生育率,必须采取提高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积极利用女性人力的战略。
◇从“普遍性”支援转向“选择性”支援=据KDI介绍,基于这种负相关关系,假设实施提供工资20%的为期2年的生育、育儿休假制度并进行模拟实验,结果显示,仅对在职女性给予优惠时,会出现劳动市场参与率上升的效果。当养育补助以参与劳动市场为前提提供时,便赋予参与劳动市场的诱因,发挥劳动供给增加与生育率上升的“协同”效应。
不仅如此,根据子女数给予所得扣除或税额扣除的鼓励生育型税制政策,同样可扩大参与劳动市场女性的受益幅度,从而提高劳动市场参与率。赵副研究委员解释:“因生育和养育而失去的劳动收入就是生育的机会成本,因此高工资等参与劳动市场诱因越大的女性,自然越有可能少生孩子。”
相反,KDI指出,对所有有子女家庭每月提供一定金额的儿童津贴,由于不论收入水平一律提供,反而给低收入阶层更多生育激励,可能产生“儿童贫困”这一新的社会副作用。因此,目前以低收入阶层为主发放的韩国生育、养育政策,应朝着附加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市场”这一受领条件的方向发展,才能提高今后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