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政权和执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且看不到回升的迹象。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恐怕源自房地产政策。在房价大涨、须缴纳综合不动产税的地区,居民一边缴纳巨额税款,一边怨声载道。因难以承担综合不动产税而想搬到更便宜的房子,却又有更高的转让所得税张着大口,结果进退两难,只剩叹息与不满不断积累。因此出现了一些人并不怎么欢迎自己房产价格上涨的奇特景象。
经济活动与激励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人类的经济活动中,经济的、道德的、感性的激励与个人心理相互交织,以极为微妙的形态展开。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莱维特所著《怪诞经济学》一书中,讲述了一项关于此类激励的实验。
以色列的一家儿童托儿所存在这样的困扰:由于家长下班时间过后仍未按时来接孩子,教师每次都要等到很晚。于是托儿所开始对迟到的家长每迟到10分钟罚款3美元。结果从第二天起,迟到的家长人数比此前增加了近一倍。而且迟到的家长如今毫无歉意,像结账一样递上3美元便走。这说明,比起他们缴纳的3美元这一经济激励,“不能迟到”的歉意所构成的良心激励要大得多。他们用“3美元”轻易地“替代”了歉意。
人们常担心,当国民的税额越来越高时,是否会出现集体性的“税收抵抗”。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的正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设计出从收入中“源泉扣缴”的方案。由于领取报酬这一激励压过了必须纳税这一逆向激励,税收抵抗问题算是一举得到解决。
不正当行为也可以用激励来分析。从经济角度看,不正当行为是“以最小努力取得最大效果”的最佳经济活动。但由于与之相应的社会规范性、良心性逆向激励更大,人们不易轻易实施不正当行为。而且近来这种逆向激励大大增强。随着媒体和互联网使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大幅扩大,行不正之事者必须承担关于自己的负面信息比过去更快地被更多人知晓的后果。
再从激励角度分析房地产政策。对当事人即国民而言,房价、税金和生活质量这三种激励在微妙地相互作用。如果能够获得这三种激励相互作用的图式或数据,我想这一复杂的房地产问题并不难解决。
不过,即便在这类数据出现之前,基本的激励作用也不难推测。例如,即使为了规避综合不动产税而搬到更便宜的房子,如果因过高的转让所得税,差价完全无助于提升生活质量,那么谁还愿意搬到更便宜的房子去呢?当在一套房子里住了数十年的老夫妇想以这套房子作为养老依托时,这一点显然更加突出。
还可以把另一种激励纳入房地产政策,那就是基于良心的“分享的激励”。物质富足会激发人的“基本善”,也就是帮助他人、共同生存的“相生精神”。实际上随着国民收入提高,韩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实践这种“贵族义务”,但政府在接纳和利用这一点上似乎并不积极。
因此有必要更加鼓励“有产者的分享”。我的想法是:目前只承认收入10%以内的捐赠或捐款额度,在这部分转让差价上何不100%予以承认?如果把买卖房屋的差价中的一部分捐给他人,捐赠者就能把税金这一“委屈的”逆向激励转变为“分享”这一正向激励,这是好事;而政府也能间接获得本来要用预算支出的福利所需资金,因此并无大的损失。
如果政府不是以对“有产者”的“惩戒”态度,而是以第三方的冷静眼光领悟激励替代运用之妙,或许能意外收获所谓“双赢”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