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因劳资之间、阶层之间的矛盾而饱受重症之苦。作为社会弱者的劳动者和低收入阶层接连走上罢工现场,整个国家四分五裂。然而众所周知,欧洲各国通过社会协约达成大妥协,实现了社会整合。
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模式大致可分为欧洲式与英美式。相比强调社会共识的欧洲式,英国式的特点是相对强调当事人自行解决与市场选择。在政治上则分为一个政党获得过半数、其他政党等待下届选举的多数制或胜者独得模式,以及多个政党联合执政的共识制。
瑞典在1930年代因激烈的劳资争议陷入混乱。由此遭遇经济困难后,在社民党政府的调解下,劳资双方于1938年达成“萨尔特舍巴登协约”。在该协约中,工会提出自我克制罢工并放弃国有化主张,经济界则承诺保障就业、协助福利财源等。借此,瑞典财阀家族瓦伦堡家族得到了特惠性企业支配权的保障,同时通过创造就业和技术投资为克服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
“萨尔特舍巴登协约”所体现的妥协与社会协约精神,如今仍是支撑瑞典劳资关系的根基。
荷兰也在1970年代末与1980年代初因石油危机、经济萧条、财政赤字扩大等陷入危机,遂于1982年签订“瓦森纳协约”,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该协约中,劳方克制加薪要求与雇主保障就业的承诺戏剧性达成,确立了劳资协商体制。促成该协约的前首相维姆·科克表示:“使社会对话取得成功的重要要素是相互信任与自信、忍耐,以及最重要的——专注于长期的国家利益。”
爱尔兰于1987年签订了以克制加薪、减税等为内容的“国家复兴协约(PNR)”。此前,爱尔兰劳资双方于1986年设立“经济社会委员会”,通过社会共识进行政策决定,为大妥协打下了基础。爱尔兰劳资多次签订后续协约,使1986年仅为负0.4%增长的经济到2000年代提升至年均8%。
韩国政府也于去年1月启动“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对策联席会议”,开始讨论为解决两极化而创造就业、构建社会安全网、韩国国民年金改革、扩充财政等方案。
其结果,政府于去年6月通过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对策联席会议签订了社会协约,7月制定了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基本计划。然而部分市民团体以政府排除自身声音为由退出联席会议,一度出现内部纷争。参与连带于11日正式宣布退出,称“此前一直为通过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对策联席会议层面的社会共识推动年金改革而努力,但近来在国会由政府与执政党主导的单方面年金改革,在内容和程序上都损害了社会共识”。当然,欧洲发达国家在达成大妥协之前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阵痛。
西江大学教授金永洙表示:“正如外国案例所示,国民整合与改革重要的是一点一点渐进推进”,“如果在韩国社会像瑞典等部分欧洲国家那样征收50%~60%的所得税,人们能接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