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主导权正从美国向亚洲转移。25年后,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
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并称美国“经济学界三大超级明星”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预测:“‘美国治下的和平’经济范式将转变为‘亚洲治下的和平’格局”,“韩国、中国、印度等将发挥主导作用”。
他给出乐观展望:“尽管部分人士对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表示担忧,但美国经济的温和增长与亚洲经济的需求创造将形成叠加效应,今后世界经济将在没有太大动荡的情况下延续增长势头。”
就韩国经济,萨克斯教授指出:“韩国拥有可以吸收韩元升值的自生能力,并且身旁有中国和亚洲这一庞大消费市场,因此当前的增长势头将得以持续”,“不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会因美国国会强硬的贸易攻势而更加艰难”。记者在哥伦比亚大学Low Library三楼他的办公室与他会面,听取了他对全球经济和韩国经济的诊断与处方,以及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角色的看法。
——美元币值持续下跌。美国和世界经济应如何应对?
▦过去许多经济学家和理论家警告,美元币值急剧下跌将引发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但幸运的是并未成为现实。在世界经济减少美元持有、向其他货币多元化的背景下,美元币值下跌将会持续。但与美元怀疑论者不同,我认为今后即便美元走弱,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也不会出现大的混乱(disruption)。美元走弱是自然现象。不过,美国对弱势美元显然负有责任。美国政府必须积极应对一直放任不管的财政政策,设法提高财政健全性。
——也有分析认为,美元走弱将动摇美国经济的霸权地位。您认为谁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角?
▦美元走弱将固化为基调性走势。今后世界经济的重心(gravity)将从“美洲经济”转向“亚洲经济”。25年后亚洲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角,尤其中国经济将在20年后崛起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经济权力的转移正在开始。我认为到2050年,亚洲经济将占世界经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全球经济范式本身将发生地壳式变动。这种经济霸权变化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此前处于边缘的亚洲经济登上全球经济主轴,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的市场开放压力和保护贸易动向将更加显性化,贸易与通商摩擦将加剧。这可以说是守护霸权的势力与争夺霸权的经济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在亚洲经济圈内部,无差别的经济开发将使中国、印度等地暴露出气候变化、饮用水污染、能源枯竭等生态问题。这正是亚洲国家必须对非经济议题采取战略性应对的原因。
——正如您前面提到的,贸易摩擦正在成为现实。美国不断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您认为中国政府会如何应对?
▦美国正在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短期内扩大人民币波动幅度,长期则将其交由市场体系,使人民币按市场逻辑变动,但中国将人民币完全转为浮动汇率制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中国接受美国要求、大幅扩大人民币波动幅度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中国会综合考虑银行等金融产业的健全性、汇率变动带来的经济影响等宏观经济领域,谨慎执行汇率政策。若通胀超出可控范围,中国政府会实施人民币升值,但目前物价压力控制得相当好。美国不应试图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对中国行使“过度影响力(over-influence)”。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人民币低估挂钩、指责中国经济不合理,说服力不足。
——那么,是否需要提高人民币币值客观性的机制?
▦没错。虽说中国已引入浮动汇率一篮子机制,但其运行未能充分反映其他国家的汇率变动。篮子中美元比重高达80%,与此前的美元挂钩制几乎没有差别。应把美元比重降至30%,把亚洲和欧盟比重各提高到30%以实现平衡,才能保障人民币币值的客观性。高度依赖美元的汇率体制无法维持客观性,美中两国围绕人民币币值的争执与摩擦将不断持续。我认为,通过调节篮子内部的货币比重来提高人民币币值的客观性,是最合理的办法。
——原来如此。现在来谈谈韩国经济吧。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危机已过去10年。韩国经济前景如何?
▦回溯过去,25年前韩国提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路径。在信息通信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大胆投资以及高水平的教育,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成效。我认为威胁世界市场的韩国制造业今后会进一步成长。这就是我对韩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原因。中国、印度等亚洲经济的活力,将为韩国经济插上翅膀。
亚洲经济的增长率之高,已足以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美经济圈,并拥有广阔的海外需求。中国和亚洲的庞大消费市场将为以出口为中心的韩国经济提供养分。韩国今后将创造更多机会。
——但外界普遍担忧,韩元走强不仅削弱韩国出口竞争力,还会压低增长率。
▦韩国拥有充足的财源和基础来提高政策弹性,与经历IMF危机的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短期负债少、外汇储备多、财务状况良好。我认为即使出现美元走弱这样的外部冲击,韩国经济也具备充分吸收的自生能力。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会按计划在今年3月底前达成吗?
▦今年主导国会的民主党对FTA将持相当谨慎的立场。在谈判对象国的市场开放扩大、劳动条件、环境要件、汇率弹性等方面,他们很可能对布什政府正在推进的包括韩国在内的FTA谈判设置障碍。考虑到布什政府无法像此前那样强力推进FTA谈判,我认为这是严重问题。与韩国的谈判也会比以前艰难得多。谈判时限也所剩不多。布什政府必须通过与共和党乃至民主党议员的对话,努力在国会内形成共识。
——尽管卢武铉政府重视分配的经济政策,贫富差距仍呈扩大之势。原因何在?
▦经济规模扩大后贫富差距问题就会浮出水面,这是任何社会都会经历的。城乡之间的地区贫富差距、非熟练劳动者的低工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都是原因。我建议韩国参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福利模式。那里经济效率高,教育和科学技术出色,社会保障体系也很完善。
——那么您认为卢武铉政府的分配政策是成功的吗?
▦很难断言。今年3月我计划应政府邀请访问韩国,就世界经济和韩国经济发表演讲,届时我打算详细了解韩国分配政策的虚实。我是韩国经济的崇拜者,或许该说是敬佩。过去25年在教育和信息通信领域的投资与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让世界经济大为惊讶,为非洲和拉美经济树立了应当效仿的角色模型。我还认为今后韩国将主导对这些国家的商品和技术出口。应继续推行增长优先政策,同时并行推进分配。我认为增长与分配并存是可能的。
——您在担任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特别顾问期间曾主张,对朝鲜这类治理结构薄弱(poorly governed)的国家不应提供海外援助,现在仍持同样看法吗?
▦通过经济支援化解个别国家的政治危机是国际社会的责任。就朝鲜而言,我认为与通过经济制裁和威胁解决问题相比,从侧面支援其经济发展、同时解决政治难关更为可取。因政治不稳定而发生大规模屠杀的苏丹与朝鲜显然不同。不过,若对朝鲜的国际援助无法确保透明性和可信度,海外援助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果。应从朝鲜政府获得海外援助的规模、用途、执行过程等全部报告,并派遣可对其进行核查的联合调查团。必须建立能够客观核查国际援助是否被正确用于经济开发支援、是否被挪作其他用途的体系。
——美国对韩国政府的对朝经济合作支援反应冷淡。
▦如前所述,通过经济支援解决政治问题是良好的路径。尽管朝鲜进行核试验、六方会谈遭遇难关,韩国仍未放开开城工业园区、金刚山旅游等南北经济合作的纽带。重要的是,韩国不能被朝鲜的核牌牵着走、只是一味给钱了事。韩朝双方应签署能够确保透明性的协定。
——您曾推进联合国主导的消除贫困千年项目。潘基文秘书长面临的课题是什么?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但为使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在气候变化、海洋资源、贫困、卫生等领域与联合国成员国积极合作并寻求解决方案。潘秘书长是非常有行动力的领导者,我认为会取得可见的成果。潘秘书长对非洲的贫困、疾病、种族冲突等高度关注,我认为这非常令人鼓舞。
——您通过成为全球畅销书的《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赤裸裸地指出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现实与问题。您认为美国和发达国家应在化解全球贫富差距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美国应提供比现在更多的海外援助。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美国在海外援助上过于吝啬,与巨额军费支出相比简直天差地别,这是大错特错的。在联合国分摊额排名第11位的韩国,我认为今后也应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韩国在过去40年的短时间内实现了高经济增长的压缩式增长。无论是经济基础设施,还是教育水平、科学技术,这些切实的成功案例都可以适用于非洲国家。若把不同于美欧模式的韩国式经济发展模式应用于非洲,我认为对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也会有很大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韩国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负责处理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非洲的贫困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 杰弗里·萨克斯是谁?
作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世界级学者,他主张经济学不应只服务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应用于消除落后国家的贫困与疾病并提出解法。他因为饱受贫困折磨的穷国量身定制经济处方而闻名,《纽约时报》评价他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1986年至1990年担任玻利维亚总统顾问期间,他将高达4万%的通胀率压低至10%左右,由此获得国际声誉,此后又为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担任顾问。1997年韩国外汇危机之际,他强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出的高利率处方,因而在韩国更为人所知。在被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推荐给沃伦·巴菲特作为必读书的著作《贫困的终结》中,他提出了终结极端贫困、让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共同富裕的计算方法。
◇ 简历
▦1954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
▦197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
▦198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1983年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1995年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主任
▦2002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卫生政策经营学教授
▦2002年任联合国千年项目理事
▦2002年任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经济特别顾问
▦主要著作:《贫困的终结》(2005)、《俄罗斯法治与经济改革》(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