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陷入外汇危机的原因,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直到1997年那一刻、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这一点上找到。长期受经常项目逆差困扰的韩国在80年代后期录得大规模经常项目顺差,但与其说是自身实力,不如说更多来自‘三低景气’这一外部因素。除去这一点,(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在不断下滑的。”
前经济副总理赵淳这样解释韩国遭遇外汇危机的原因。他补充说:“当时全球化已在推进,政府作用大幅缩小,进入了依市场自律运转的时代,而我们的经济主体没能很好地适应。”
“”,时而作为良药发挥作用的双重“妖物”。在外汇危机发生前10年的1986年至1988年,韩国经济处于低油价、低利率、低美元的“三低景气”。“三低景气”另一方面也留下了企业集团盲目过度投资、也就是章鱼式扩张的后遗症。曾任IMF谈判首席代表、产业资源部长官等职的开放国民党议员郑德龟表示:“三低景气成了企业集团得以急速成长的利好。”
企划预算处财政战略室长李昌浩(1987年时任经济企划院资金计划科长)回顾当时说:“海外资金如洪水般涌入,汇率升值压力加大,但企业不仅不用赚来的钱偿还负债,反而纠缠着要求人为压住汇率。”这是指许多企业错失了用充裕现金按全球化要求改善体质的机会。可以认为,在迎来外汇危机时各企业集团命运的分化,早已由它们如何度过“三低景气”所决定。
◇号称檀君以来最大的三低景气的明暗 = 以“檀君以来最大景气”一语所代表的“三低景气”,并非靠自身力量取得,而是如“蜃景”一般的东西。为化解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西方七国集团(G7)于1985年9月促成所谓“广场协议”。核心是美元贬值及其他货币升值,而当时对美国录得巨额顺差的日本是目标。结果停留在1美元240日元区间的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年内急跌至120日元区间。因美元走弱而陷入景气低迷的日本、西德等主要货币强国从一年后起推动同步降息。由于发达国家的这一协议,原油出口国因出口需求减少而受减产困扰。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国际油价在1985年至1986年大幅下跌。
“三低景气”的反射利益完整地落到了韩国身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曾恶化到被谈论外债危机的韩国经济,突然转变为经常项目顺差大国。1986年47亿美元、1987年100亿美元、1988年145亿美元,顺差势头似乎没有尽头。现代汽车集团的“Excel”在美国市场刮起旋风,其根源也可以从“三低景气”中找到。广场协议(1985年)之后三年间,国际油价、国际利率和日元兑美元汇率分别下跌约35%、20%、50%,三低期间国内经济增长率年均12.8%,出口增长率26.4%,贸易顺差达60亿美元。1987年末为525.11的综合股价指数,到1989年4月1日升至1007.77,堪称“泡沫”本身。30大企业集团的下属公司数量也从1974年的139家急增至1986年的276家。
随着借“三低景气”做大的韩国企业走向世界,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投以警惕目光。韩国企业之所以急速成长到受世界瞩目,正如上所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低景气”。
◇大马不死神话诞生 = 随着“三低景气”进入尾声,各处开始对放任式投资提出担忧,但财阀集团迟迟无法从“甜蜜诱惑”中脱身。从海外赚来的外汇并非只投入设备投资,也被毫不犹豫地投入股票和房地产投机等“钱生钱”。在此期间,与“三低景气”的蜜月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郑德龟议员指出:“我们的企业未能读懂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沉迷于国内市场竞争,未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没落之路上。”因为大多数企业选择的是章鱼式扩张,而非强化竞争力。
以“三低景气”为基础、从第五共和国末期开始燃起的企业集团成长,在卢泰愚政权时期同样延续。因为从80年代后期起,石油化学、汽车、钢铁等主要行业中限制新进入的各种制度性进入壁垒开始一个个消失。特别是1986年制定的《工业发展法》,成为产业政策转向民间自律的决定性契机。如此,新企业的进入壁垒降低了,但退出壁垒仍被堵住,这是决定性的败招。所谓没有结构调整的“大马不死神话”由此开始。
◇固化的高成本、低效率结构 = “三低景气”还与民主化运动交织,不知不觉间使我们的经济体质产生了“高成本、低效率”的副作用。1987年民主化斗争之后劳资纠纷激化,全产业平均工资上涨达21.2%(制造业为25.1%),为1980年以来最大涨幅。1988年为145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到1989年锐减至53亿美元,缩水至三分之一。
产业研究院主力产业室室长张锡仁把“三低景气”列为1994年以后出现大幅经常项目逆差的原因之一。即在“高成本-低效率”经济结构加深之际,却疏忽了技术创新和质量改善的努力,结果企业的对外竞争力急剧下降。张锡仁室长指出:“回头看,到1990年是制造业的顶点”,“因三低景气带来的反射利益而未能进行结构调整、企业经营放任,结果引发了巨大的后遗症。”尽享“三低景气”却把改革推到一边的韩国经济,再一次陷入经常项目逆差的深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