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农田、提供资金、扩充水利设施。”这是朝鲜总督府1927年12月28日公布的土地改良令的要点。由55条构成的土地改良令是1921年起开始的产米增殖计划的一环。1918年日本国内米谷供应紧张,甚至引发主妇们的米骚动,于是意图通过在朝鲜增产来缓解粮食短缺。
包含低息资金融资的土地改良令,为因水利组合费负担过重而进展缓慢的产米增殖计划添了火。以10年为目标推进的土地改良事业也取得了表面成果。朝鲜的稻米产量由1927年的1885万石增至1935年的2175万石。在整个日据时期达到峰值的1937年,产量为2680万石。这也是如今日本政治人物动辄主张“殖民统治使韩国得到发展”的依据之一。
实情恰恰相反。对日稻米出口由1926年的543万石增至1938年的1033万石,流出到日本的稻米超过了增产部分。朝鲜人年人均米谷消费量由日韩合并之后的1911年的0.78石反而降至1934年的0.37石,原因正在于此。相反,日本人则“稳定”地人均食用1.1石米谷。
农民的生活更为凄惨。1930年代出现了小规模自耕农消失、佃农激增约一倍的世界上罕见的农民分化。虽说稻米是依出口这一市场原理流向日本,但获益的阶层只有占有优质土地的日本人和极少数朝鲜大地主。即便如此,1941年起稻米出口也变为强制征缴,据称按“公定价格”结算的收购款则被强制储蓄夺走。农民汗流浃背改良农地,但在“被夺走的田野”上并不存在“朝鲜人经济”,只存在殖民地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