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东地区政治不稳定以及中国和印度能源需求急剧增长带来的高油价局势,加之对能源产业的环境监管趋严,世界各国正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进行大量投资。通用电气、西门子等跨国巨头企业主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确保了对其他电源的竞争力,并为扩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普及作出贡献。
海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普及,是先实现本国特色化技术开发,再将利用该技术的普及政策与各类补贴政策并行推进,并在国家层面与商业模式相衔接,同时通过这些技术的海外出口创造巨额财富。
须与国内技术衔接才能减少副作用
以日本为例,夏普、京瓷等太阳能电池企业拥有世界级技术,并以此席卷全球太阳能电池市场。印度则有风力发电机制造企业苏司兰成功实现技术开发,在国内供应10GW,并以此积极进入美国和中国市场。
以2004年为基准,相当于全球电力领域投资额20%~25%的30亿美元投向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尤其是对市场前景最为敏感的风险投资,其在该领域的投资也将从目前的1亿美元规模,到2010~2014年增至约40亿~5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高盛等世界级投资公司也已开始投资风力发电。此外,此前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态度消极的电力企业,也将其视为创造收益的业务领域,纳入主要业务组合,并加大投资以抢占市场。
韩国为在2011年前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电力供应量的5%,2005年投资约3000亿韩元,2006年投资约4000亿韩元,2007年计划投资约4300亿韩元(其中技术开发每年约1000亿~1200亿韩元)。韩国在推进普及的同时也必须致力于技术开发,而竞争国已带着远胜于我们的技术进入国内市场。政府设定普及目标后,为达成目标优先从海外进口产品进行推广。技术开发领域也未考虑有限的研究人力和资金,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所有领域均进行投资,技术开发费用持续增加。
问题在于,政府的上述政策为达成普及目标,优先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进口并安装海外技术。结果导致开发滞后的国内技术只能安装在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经济性进一步下降,此类项目产生的收益减少,对技术开发的投资又进一步减少,形成恶性循环。若海外技术进口并形成市场,则由此产生的、用于国内技术开发的再投资几乎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若持续下去,10年后当前雄心推进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副作用可能显现。
宜同时引导大企业投资
为将此类政策副作用降至最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政策应修正为与国内技术开发相衔接的普及政策,对该领域的投资也应选择最有前景的技术集中投入。特别是当政策进一步引导韩国电力公社或国内民间大企业投资,将政府层面负担降至最低并促进民间领域投资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政策才会被铭记为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