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外汇危机的人们] 金仲秀 “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等闲视之”金融监管功能薄弱招致换乱‘加入经合组织=为大选服务’之说属强辩
李钟培记者 ljb@sed.co.kr 李在哲记者 humming@sed.co.kr 摄影= 金东浩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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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重犯10年前的过错,就不能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等闲视之。为提高(潜在)增长率,哪怕挣扎也要去做。”
1996年时任经合组织加入筹备事务所所长的金仲秀庆熙大学亚太国际大学院教授,在回顾外汇危机、被问及对当前韩国经济的忠告时这样说道。他还对“加入经合组织是否成为外汇危机的一个原因”的社会评价强烈反驳。
“说是为了政治表演才加入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根本说不通。加入经合组织在第七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1992~1996年)中就已确定。文人政府上台后第七个计划被废止,制定了新经济五年计划(1992~1997年),当时又确定了加入方针。一流俱乐部(经合组织)并非凭我们的意志就能轻易进入,为何会出现(说是为政治表演才加入的)这种论调,(至今)仍感遗憾。”
在外汇危机阴影笼罩的1997年还担任过经济副总理特别辅佐官的金教授,也许是因为在为让韩国经济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而四处奔走之际,亲身在现场经历了国家走向崩溃,那时的冲击至今仍按日期鲜活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到现在他仍深感遗憾地表示“只要政府的金融监管功能正常运作,就不会走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金融这一步”,并指出“资本市场自由化之后一直薄弱的政府金融监管监督功能,是招致换乱的决定性因素”。2002年转任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后曾主导编制潜在增长率展望(2003~2012年)的他,也没有忘记表达忧虑:“现政府并未严重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率下滑的问题。”
-您认为1997年外汇危机为何发生?
▦很难只用一个因素来界定。总体来看,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经济未能灵活应对全球经济。首先本应区分金融自由化与资本自由化,但我们的金融产业确实非常落后,不是吗?(当时我们)用英语来说,认为金融是“something special”,以保护为基本思路。在(金融产业)完全不开放的状态下实行资本自由化,企业便忙于瞒着(政府)借钱使用。即便如此,事后监督也应该到位,但并没有做到。我们(政府)擅长干预和管制,却不擅长事后监督,不是吗?1997年3月我以副总理特别辅佐官身份进入财政经济院,想了解企业到底是怎么借钱的,于是去找资料。然而(资本市场)已经自由化,加上监管功能薄弱,根本无法知道企业是如何借钱的。
-据了解,前副总理姜庆植通过“金融改革法”在金融产业改革上投入了很多精力。
▦当时有12部相关法令,其中只有10部次要的通过了,两部重要法案未能通过。就是中央银行法和金融监督法。不明白当时政界人士为何反对这些法案通过。媒体即使现在也该斥责相关国会议员。这些法案若获通过,很可能就不会经历外汇危机。
-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利率,导致陷入更严酷的困境……
▦责怪高利率,就如同把落水的人救上来后,还威逼对方交出包袱一样。我很清楚高利率不好。我没有理由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辩护,但做手术总是先增强患者体力再动刀。过去20~30年间发生了100多起外汇危机,大多是由政府负债过度引起的,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方多按那种经验定型化。也就是说(为削减放任的国家财政赤字)紧缩不可避免。只有提高利息,国内民众才会把钱存进银行,外资才会流入国内,不是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认为稳定是当务之急。当然,亚洲经济危机(与南美不同)是以非常特殊的形式爆发的。
-也有批评认为,1996年政府以加入经合组织为条件开放短期资本市场,导致短期借款增加等,为外汇危机提供了导火索。
▦短期资本市场当时已经是开放状态。韩宝也一样,财界企业因为短期资本市场利息最便宜才借短期资金。只要做展期(延长到期日)就行。但危机发生,展期做不成了。企业大概也想着危机不至于真会来吧。(政府)为了加入经合组织而勉强开放短期资本市场,这是不可能的事。在谈判中(相关条款)大部分都被保留了。
- 加入经合组织的目的本是“国际化”这一单纯目的,当时是否因瞄准大选的政治原因而使加入目的变质了?
▦说为了搞政治表演才加入经合组织,根本说不通。当时时间点确实与选举(1997年总统选举)重合。加入的国会批准是在1996年11月。当时作为在野党的平民党和自民联议员非常多次质问这是否是YS的选举战略。加入经合组织在第七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1992~1996年)中就已确定。(政府在当时的计划中首次正式确立加入经合组织方针)文人政府上台后第七个计划被废止,在新经济五年计划(1992~1997年)中又再次(对加入方针)作出展望。一流俱乐部(经合组织)并非凭我们的意志就能轻易进入,为何论调会这样发展……
-也有主张(前副总理姜庆植)称,救助金融谈判当时并未预料到后来发生的状况,只是单纯借入用于稳定金融市场的资金。
▦是的。
-您认为外汇危机之后金融监管机构改善了很多吗?
▦成败只取决于一点。就是选拔人才。现在的金融监管机构把原有人员都聚到了一起……。如果说做事前管制,优秀的人会来很多;但说做事后监督,就没人来,这也是问题。能否选到可以与民间竞争的人才最重要。必须给这些人很多激励。正因如此,我从一开始就反对把金融监管机构公共机构化。因为公共机构无法给出高薪。作为公共机构才有权限,这是事实,但我关心的是“人”。10万美元级的(政府)绝对赢不了100万美元级的(民间)。
-加入经合组织是看到了成为发达国家这一宏大梦想,您认为现在的大韩民国处于哪个阶段?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相似。问题在于潜在增长率。不严肃看待当前韩国经济,真是个大问题。我不是增长论者,但若不能在中长期确保潜在增长力,就要出大事。
您如何评价政府设定的5%潜在增长率目标?
▦过去4~5年从未真正超过5%。说得难听点,潜在增长率可能都不到5%。但也不能因此放弃。必须挣扎到最后。
◇简历
▦京畿高中·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1973年韩国开发研究院研究员 ▦1979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1983年韩国开发研究院研究委员 ▦1993年总统经济秘书官 ▦1995年驻法国公使 ▦1996年经合组织加入筹备事务所所长 ▦1997年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特别辅佐官 ▦1997~1998年韩国税制研究院院长 ▦2002~2005年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 ▦2005年庆熙大学亚太国际大学院教授(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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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外汇危机时,如同药方里的甘草一样总会出现的,就是1996年加入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争论的一个中心,是经合组织为1997年危机主因这一主张。
前副总理姜庆植对此强调:“最初致力于加入经合组织的理由,并非要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而是为了获取更领先的信息等”,“同时计划以加入为契机推动金融改革等结构调整,但这一点没有实现”。
然而也有人主张,因加入经合组织而草率开放市场,导致服务收支逆差规模扩大、外国资本掌控国内市场等,给韩国经济带来多种负面影响。也就是说,与经济规模不相称地过快加入经合组织,急速开放了资本·金融市场,并使国民染上了发达国家病。
反对的声音在当时就很大。1996年财政经济院国政监查中,议员朴明焕(新韩国党)主张:“由于资本·外汇市场骤然开放,我国经济稍有不慎就可能重蹈墨西哥比索暴跌式危机的覆辙”,“与其勉强推进加入,不如给国民和企业应对的时间”。议员金相贤·金民锡(国民会议)也出现了逼问时任经济副总理韩升洙的场面:“考虑到落后的金融现实,加入经合组织后国内金融机构中相当多数将不可避免破产”,“请作出将加入经合组织推迟3~5年或保留加入的救国决断”。政府一位当局者回顾当时坦言:“加入经合组织之后在经济运营上确实存在困难。打个比方,就是一边建造船厂一边造船卖船的局面。”
那么经合组织果真是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俱乐部吗?财政经济部一位高层人士表示:“1996年加入当时,经合组织的性质已经超越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框架,正扩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时期”,“当时与我国一同加入的国家有波兰、匈牙利等,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比我们低”。也就是说,经合组织扩大门户后,像我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群体也大举加入。然而当时的YS政府天天大肆宣传加入经合组织就等于“迈向发达国家”。虽不能断言加入经合组织带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但政界将其用于其他目的,从而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多种负担,这一点也无法否认。
当然,反驳的声音也很大。加入经合组织当时领导对策班的前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金仲秀表示:“经合组织并未过度要求(韩国)开放市场。特别是短期债券市场的开放此前就已经放开。”对于有人批评只开放短期债券市场、却束缚长期债券市场从而扭曲了外资借入结构,他补充解释说:“国内长期债券市场因内外利差而无法开放。”前韩国银行总裁李经植也表示:“如果本可以加入却不加入,反倒会被骂。”
讨论加入经合组织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由当时的经济企划院主导,但实际谈判过程中,随着财政经济院(1994年企划院与财务部合并)的设立,由原财务部一线主导。加入当时被排除在谈判一线之外的原企划院出身人士自然发出了各种不满。即主张财务部一线人士未能看到大格局,以局部视角主导了谈判。
录入时间 : 2006/12/26 1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