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19

[外汇危机十年后] 1997年冬,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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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韩国银行总裁李经植在被问到“您判断必须向IMF申请救助贷款是在什么时候”时说:“记得是(97年)11月3日左右。”前副总理姜庆植也回答:“坦率地说,直到11月才觉得如果不依靠IMF就要垮了。”金泳三政府于11月21日正式宣布向IMF申请救助贷款。

7月泰国泰铢暴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可怕的速度不断北上,就在那一刻,我国经济的主管者们仍然“坚定地相信韩国经济的基本面”。前总裁李经植倾诉说:“尽管从11月3日起采取了把外国人国内股票投资上限提高(到26%)的措施,但看到外国资本反而可怕地撤出,我才觉得这下完了。”当时的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金仁浩也说:“没想到香港股市暴跌仅半个月,局势就恶化到(因外资急剧流出)不得不考虑IMF援助的程度。我们不了解国际金融资本非理性而冷酷的习性(即跟着领头者移动的所谓‘大雁效应’)。”

当时的经济副总理姜庆植也表示:“坦率地说,我们确实不太了解外国资本的习性是更执着于短期收益而非国家经济基本面这一事实。”

当年10月27日,摩根士丹利证券发出了“收回投资于亚洲地区的资金”的紧急电文,不到一周的11月5日,香港百富勤证券对韩国经济下了死刑判决。在题为《Get Out of Korea. Right Now(立刻离开韩国)》的报告中,该证券公司已向全世界发出“不问理由,立刻撤出韩国”的报告。

年初韩宝违约之后,7月Kia倒下,仅10月一个月就有超过1万亿韩元的外资撤出韩国,但政府却刻意回避事态的严重性。国内相关人士无论上下都太不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习性,甚至连专家都难以找到。危机源于无知,即使病入骨髓,主管者们仍然手足无措。97年下半年,外国媒体连日急报称我国外汇储备正在见底,这也有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一面,但姜前副总理等核心人士只把它理解为“不负责任的报道”。然而细究事实,我们的无知超乎想象。

当时成为问题的是“可用外汇储备”,对此韩国银行的一位相关人士这样回忆。

“记得有一天一名外国记者来采访外汇储备状况。那位记者已经完成了细致到令人惊讶的采访,是来做确认工作的。当时我们把我国企业或银行在海外借出的钱也算作外汇储备,而外国记者所理解的外汇储备是几天内就能立刻变现的美元计价资产,其余都没有意义。老实说心里一惊,非常吃惊。”

◇没有国际金融人脉=“97年当时我们的国际金融人脉比印度或菲律宾还糟糕。”这是金融研究院研究委员崔公弼的话。庆熙大学教授金中秀(前KDI院长)也承认:“没有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只看内部。”外汇危机当时的国际金融人脉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微不足道。我国之所以经历外汇危机,既不了解外资的习性,人力资源也几乎没有形成,这起了很大作用。

姜前副总理为引进资金而四处奔走,会见国际金融界的大人物,但他倾诉说:“突然当上经济副总理,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没有认识的人。”在国际商务世界里所谓“熟面孔生意”也是必需的,而当时我国金融人脉中几乎没有能担此重任的专家。由于偏重产业资本的发展,金融资本仅停留在放贷业水平,民间金融人才成长的空间本就很小,而官僚体系同样始终是与国际金融潮流完全脱节的组织。

例如,政府分析认为,随着加入OECD而开放资本市场,不存在短期外国资本流入的可能性。但结果却是银行毫无节制地借入短期外汇,堪称金融界的道德风险。外汇危机时身处金融线的财政经济部高层人士说:“知道了原本不知道的事实。那就是成为OECD成员国后,外国向我们放贷时没有计提坏账准备金的规定。”

这位人士说:“短期外债市场早在93~95年就已开放”,“结果我们所不知道的不计提坏账准备金的规定,使外国向我国银行借出更多的钱,这不就演变成灾难了吗。”

◇财政经济院的诞生是灾难?=要找国际金融人脉消失的主要原因,就不能不指出94年12月实施的财务部与经济企划院合并(统一为财政经济院)。因为按照金泳三总统的指示成立名为财政经济院的合并组织时,实行的是不考虑能力和业务的物理、机械式合并。

当时参与合并工作的财政经济部人士回忆说:“上级指示是局长、处长(企划院与财务部)要平均分配。所以局处长的位子就像切萝卜一样,按财务部、企划院同等数目切分。”

因此业务的关联性和专业性被撕得七零八落,形成了一个怪异的组织。国际金融局这一组织本身干脆消失了,国际金融业务与证券合并,由名字冗长的“国际金融证券审议官室”处理。通过这一过程,能够专门负责国际金融的人物和职位消失了。财政经济部一位人士说:“国际金融证券审议官室名为国际金融,实则忙于看证券市场。96~97年当时,外汇储备减少或汇率剧烈波动之类的紧急议题很难得到妥善处理。”

外汇危机当时任财政经济院次官、负责国际金融业务的数字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姜万洙这样回忆。

“有人说,财政经济院诞生时撤掉国际金融局,成为97年外汇危机的现实原因。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国际金融局。到了只有一只眼的国家,有两只眼的人只能成为残废。”

处理外汇危机状况的98年经济白皮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出现了政府无法控制的经济主体。那就是外国资本。”一言以蔽之,96年加入OECD并开放了资本市场,却完全不了解外国资本的冷酷习性。当时参与编写经济白皮书的一位人士坦言:“此后我一直在想哪里出了错。结论是,我们误以为能够控制外国资本,这才是失误。”

● 外汇危机逼近,却只顾金融改革法案

“错失了收拾事态的机会”

“十年时间过去了,饭碗之争仍在继续”

最近韩国银行与韩国金融监督院围绕“信用卡公司的贷款规模”给出相互矛盾的分析和对策,引发市场混乱。韩国银行表示需要抑制卡贷的措施,金融监督院则称健全性并未脆弱到需要研究相关监管的程度,双方各执一词。去年11月开始的外汇贷款联合检查也因两家机构的较劲而陷入僵局。此外,围绕赋予韩国银行对金融界调查权的韩国银行法修订,双方正展开尖锐的角力。

这样的矛盾早在10年前就已有预兆。97年11月10日,副总理姜庆植、韩国银行总裁李经植、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金仁浩等3人——日后被指为“外汇危机的主角”——继前一天之后又在首尔市内某处会面,就在本届会期内通过“金融改革法案”的问题讨论到深夜。据传他们最终达成共识:只要遵守“将银行监督院从韩国银行分离”这一原则,在国会作出修改也是可以的。消息传出后,韩国银行职员宣布“总罢工”,阵痛一波接一波地扩散。14日上午,韩国银行400余名职员试图参加国会财经委会议时被阻止,与警方对峙中176人被警方成批带走,历任韩国银行总裁也异常地召开记者会,出面反对金融改革法案。

东南亚外汇危机正缓慢渗入韩国经济,但本应察觉这一点的中央银行整个97年都被金融改革法案所缠绕。因此后来韩国监查院的《外汇及金融管理实态特别监查结果》也指出,政府只致力于让金融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直到11月14日才迟迟认识到向IMF请求金融援助不可避免,错失了在全政府层面收拾事态的机会。

最终,此后与IMF的执行协议文中写入了以物价稳定为主要任务的韩国银行独立化,以及整合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改革法案内容,事情告一段落。前总裁李经植至今仍对健全性监管部分感到遗憾,也正是因为韩国银行与金融监督院的矛盾态势早有预兆。

除监管权之外,韩国银行与财政经济部围绕货币政策的矛盾也在加深。货币政策在法律上保障了独立性,但最近几年在利率决定过程中,财政经济部的水下(?)干预执拗地持续不断。围绕去年成立的韩国投资公司(KIC),甚至流传着这是韩国银行为换取利率独立而向财政经济部妥协的产物之说。被指为外汇危机原因之一的金融改革法案,虽已过去10年,却在相关机构的饭碗之争中被挤压,金融产业发展与先进金融制度落地这一初衷正被搁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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