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RB)出于对不景气的担忧推出了通货膨胀政策。但这一措施却矛盾地在经济复苏期才显现效果,引发了通货膨胀。
此外,FRB在1974年出于对通胀的担忧实行紧缩政策。该政策在一年后又重复了引发不景气的错误。
主张应把中央银行的干预降到最低的代表性经济学家,正是16日逝世的货币主义学派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弗里德曼为代表、呼吁市场自律重要性的芝加哥学派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遵循充分利用一切可得信息预测未来的“理性预期”。因此他们指出,政府过度干预不但收不到效果,长期还只会加剧混乱。
弗里德曼将金融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指为经济混乱的主犯。如果他提及围绕房地产政策的今日韩国金融政策,会如何评价呢?为了压住上涨的房价,毫无预告地关闭住房抵押贷款窗口,不到一天又以“并无总量管制”推脱的金融当局,在他看来恐怕会被形容为把市场干预视为解决问题万能手段的“傲慢官僚集团”。
在贷款被关闭的17日上午,记者走访的营业点里,已经预示出政府“傲慢”今后要付出的代价。银行贷款负责人正在为一位已完成贷款申请的客户加快放款手续。并非眼下急需资金,而是为了在贷款被封堵之前,即便多付利息也要先把款贷下来。当天到银行的一位客户连声说“简直无语”。他愤愤地说:“2004年错过买房良机也是因为相信了政府,现在需要贷款去银行,却连资金渠道都被堵上了吗?”
“不能相信政府政策,政府突然改变政策也是常事”——这样的命题,是否会成为今后我国国民参与经济时作出的“理性预期”?粗暴对待市场的金融当局的傲慢,是否把国民(市场参与者)看得太好摆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