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19

经济自由区问题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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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急速增长与日本的坚实实力之间,出于不能沦为夹钳(nut-cracker)中核桃的危机感,我们一直在通过经济自由区推进东北亚枢纽战略。基于处于东北亚正中央的地缘政治位置,构建物流、金融枢纽,把这里打造成人员、资金、货物汇聚又散开的先进之地,并将该体系向全国扩散,从而跃升至2万美元、3万美元时代,我们曾怀有这样的梦想。然而现实却越来越暗淡。本报将以在强力推动下短期内成长为枢纽的阿联酋迪拜为立足点,分三期刊载回望我国经济自由区的系列报道。

虽已起步

“我们要去‘港加坡’(?)”

新政府上台、东北亚经济中心战略启动,经济自由区获得指定的2003年。仁川、釜山庆南等急于开发的地方自治团体,把这句话像流行语一样反复念叨。这句话包含着只效仿处于金融与物流商务枢纽前列的香港与新加坡的长处、在东北亚打造最好枢纽城市的雄心梦想。

然而已过去三年,基础设施建设却如龟速,坚固的管制丝毫未动。理所当然地,进驻经济自由区的外国企业擦亮眼睛也几乎看不到。引进外资反而以三星集团半导体工厂进驻的忠南地区、LG飞利浦工厂进驻的京畿北部地区为中心活跃展开。经济自由区反而在拉低平均水平。

主导东北亚枢纽战略的青瓦台直属东北亚经济中心推进委员会,在与统一、外交部门组织合并后改编为东北亚时代委员会,而负责东北亚枢纽战略的组织反被赶到国民经济顾问会议,职能急速萎缩。期间还经历了“杏淡岛事件”,使“东北亚枢纽”这一名号也蒙上污点。

“2004年仁川市为经济自由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2263亿韩元,但政府仅以169亿韩元、7.5%的比例给予支持。一边说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事业,一边只给蝇头预算,怎么可能建成枢纽?”仁川市议会议长朴昌圭对政府在经济自由区事业上的意志提出质疑。

政府以配套方式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50%,但仅限于道路建设,公园、农地、上下水道、填海费用等又该从何筹措?与中央政府承担风险、先行投资全部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并直接推进重要事业的迪拜或上海浦东特区相比,支持实在太过薄弱。

管制问题此前也被反复指出,却始终未获解决。

虽名为经济自由区(Free Zone),但只对外国人或外国企业自由并给予激励,国内企业反受逆向歧视。外国物流企业入驻可获100%租金减免,国内物流企业却无法适用。外国企业希望能产生协同效应的国内大企业同步投资,但国内企业得不到激励,加之属于过密抑制圈域而无法投资。特别是青萝地区和松岛7~12工区属于过密抑制圈域,入驻此处的企业取得税、登记税要重课3倍,财产税在5年内重课5倍。

把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的权限集中赋予经济自由区厅、提供一站式服务并加快开发的特别地方自治团体方案,作为替代方案提出已近2年,仍未达成共识。有人指出,这是因为想把政绩据为己有、想把区厅长圈在自己影响力之下的地方自治团体首长与地方议员的私欲所引发的反对。

釜山镇海经济自由区在釜山港新港建设过程中,围绕港湾名称选定、港湾归属问题等事事冲突,呈现集体矛盾。釜山市议会议长赵吉浩诉苦称:“甚至让人觉得,釜山市和庆南道是不是现在就该把经济自由区分开、各自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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