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16

[翰林专栏] 培育咨询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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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国民政府初期。科学技术部曾委托美国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为重新确立政府出资研究机构未来发展方向做基础性工作。

然而提交的报告结论薄弱,日后也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内容。对韩国而言这是一笔巨款,但对麦肯锡来说只是小额委托项目,因而无法投入大量人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未能深入理解韩国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访谈收集知识,提交一份看似为科技部意愿提供支撑的报告。指派韩国出身的研究员担任负责人,已是麦肯锡的最优策略。

之所以介绍这一案例,是为了强调咨询业才是附加值最高的服务业。如果当时科技部能够拿出与麦肯锡这一顶级品牌相称的委托费,本可以拿到一份好报告,正因委托费受限,报告才变得粗糙。作为知识产业之花的咨询业集中于美国并非偶然。

韩国的咨询业也在成长。以政策研究为主的政府出资机构,既支持政府又承接委托项目,可视为咨询机构。大企业运营的经济研究所也是咨询机构。以政治团体或政府下属协会形式存在的咨询公司,以及众多小规模专业委托机构散布各处。但相当于顶级品牌的纯本土民间机构仍有待出现,全球性咨询公司的韩国分支机构正游走于这一空隙之中。

要为韩国做咨询,就必须了解韩国。最了解韩国的是韩国人。因此即便是全球性公司,要为韩国做咨询,韩国本土内容也必然分包给韩国人或韩国企业。这正是需要培育韩国咨询业的首要理由。不应满足于作为分包商的人工费,而应作为主承接方,把附加值的成果积累在韩国。

第二个理由是,有许多国家需要韩国的经验及由此形成的知识。韩国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史,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对标的对象。传授这些经验也是韩国作为世界一员的义务。更何况对以出口为主支撑国计民生的韩国来说,对这些国家的对外援助以此类咨询方式进行,才是对其最大的帮助。不要忘记,美国为感谢韩国参加越南战争而支持并咨询指导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的设立,由此形成韩国产业发展的核心,这一事实被广为传颂,堪称典范。

另一方面,为培育韩国咨询业,首先必须由政府带头实行“付足价钱”。我认为,在悠久的儒家传统之上又叠加了官僚的上位意识,把免费或廉价获得知识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使国内咨询业未能得到应有培育。

其次,正如企业研究所的预测值如今与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经济展望一样受到信赖,应果断把民间机构能够承担的咨询业务移交给民间。再者,政府应帮助扩大咨询业规模。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拓展海外市场。有必要将科学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咨询作为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加以培育,这既能持续利用日益老龄化的国内高级人才,而他们所内化的知识对发展中国家又是迫切需要的鲜活知识,通过传授而赢得欢迎与感谢,应取得一举两得之效。

最后,咨询并非只有咨询公司才能做。像科学技术翰林院这样由最高级人才组成的非政府组织(NGO),其职能之一就是国家咨询。历届政府都组建特别委员会各自制定长期规划,但政府一更替便形同废纸,难以赢得国民信赖。越是国家规划,越必须有翰林院这类机构的咨询,这也是翰林院的一项职责。在国家规划上不征询翰林院意见的政府,说它是看不到五年以上的政府,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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