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韩国推进的许多放宽管制或改革,大多集中于内容本身,对于何种监管方式或程序才契合先进资本市场的思考似乎相对不足。
身处监管现场所感受到的现行金融监管的最大问题,是我国法规中整齐划一的“处方式”监管太多。与市场规模小而简单的时期不同,市场高度化、复杂化之后,实现目标的路径多种多样,即使某一条路径被堵住,也总有绕行的办法。此外,随着金融公司之间在规模和内容上差异巨大,整齐划一的监管对某些公司成为不必要,对某些公司又过于不足。
正如治病这一目的相同,却因体质不同而药方各异,金融监管如今也应根据金融公司的规模和业务内容,探索既灵活又具普遍性的方法。
为此,金融监管必须摆脱处方式的规则型监管,大胆转向原则中心型监管。英国金融监管当局FSA提出“金融公司应诚实、诚信地开展自身业务”等11项原则,对违反这些原则的金融公司施加一定的行政制裁。如此,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给予金融公司很多自由,同时也赋予金融监管当局原则中心型监管所需的概括性监管权,使制衡与均衡原理精妙地运作。
有人反对称原则中心型监管违背罪刑法定主义,并会引发监管当局滥用权限的问题,但正如我国刑法以一条禁止欺诈的条文应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所示,这与其说是法律上的问题,不如说是源于对金融监管当局的不信任。
正如为了金融产业的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摆脱对金融公司的不信任而大胆引入负面清单制一样,为实现金融监管的质的飞跃,与其受制于对监管机构的不信任,更需要的是契合新金融环境的金融监管方式创新。这就要求赋予金融监管当局适当的权限。
要追究责任,首先必须赋予与之相称的权限。权利滥用问题,与限制监管权本身相比,通过严格的监管程序规制、使监管过程透明公正地进行加以控制,或可将其最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