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M&A)如今已成为人们熟悉的经济术语之一。韩国国内并购活跃起来的契机颇为悖论,那就是外汇危机导致的不良企业大量出现。外汇危机时期进入韩国的海外资本曾证明,即便对不良企业进行并购投资也能获得高收益。此后韩国企业也积极开展收购破产重整企业等各类并购,并购由此成为日常经营手段之一。
然而,与发达国家企业所拥有的丰富经验和投资手法的成熟度相比,韩国企业的并购执行能力仍显不足。
仍然消极且反感强烈
更何况近来,在只熟悉发达国家资本或韩国企业之间并购的韩国市场上,中国、印度企业等新兴市场企业参与的并购也在增加,韩国各经济主体看待并购的视角与态度需要一定的变化和认识转变。
第一,韩国企业对全球并购仍然消极。相反,中国、印度企业参与全球并购的程度自2003年以来大幅活跃,案例多达数百起。堪称IT产业象征的IBM个人电脑业务被中国联想收购,新加坡的NatSteel则迎来印度塔塔集团作为新东家。韩国企业也不例外,双龙汽车被上海汽车收购,大宇的商用车部门被塔塔集团收购。与此相比,韩国企业参与全球并购的程度依然不足。反倒是过去更为积极,例如大宇集团曾试图收购法国汤姆逊的家电部门,LG曾收购美国Zenith。
第二,韩国企业在投资对象上的偏食倾向依旧。发达国家企业早在1900年代初就已经历了横向、纵向结合式的并购。甚至中国企业也先于韩国企业,从铁矿、能源、有色金属等天然资源到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不分对象地进行杂食性的合纵连横。相比之下,韩国企业投资对象多元化的动向依然微弱,大多只是部分综合商社或国有企业对石油、天然气资源的直接投资。
第三,对敌意并购的反感过于强烈。敌意并购是为实现经营效率最大化而动用股东权利行使的并购手法,因此是市场经济中可以正当行使的并购投资方法之一。当然,并非所有敌意尝试都能被正当化。但从美都波收购尝试当时企业界的反弹气氛以及倾向平等的舆论中体现出的韩国式特性,似乎使敌意并购本身被视为负面。
第四,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企业并购韩国企业的担忧过度。尽管补充不足能力、获取技术、占领市场的目的相同,却仅因收购主体不是发达国家企业,就倾向于担忧技术或人力资源外流。这一点与过去大宇集团收购汤姆逊的尝试因法国工会反弹而受挫的情形颇为相似,令人玩味。
经济主体需转变认识
然而,并没有依据表明发达国家企业比新兴市场企业更有道德,或不会造成技术外流。不如以制度性安排来制衡这些担忧事项,推进并购以支持企业存续,这要好于因并购流产而导致企业解体。
尽管韩国市场存在上述特征,但并购本身无论善意还是敌意,无论对象地区或企业为何,早已成为正常的投资手法之一。因此,有必要以灵活的方式来评价并购,以实现其本来目的——企业经营成果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