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我国社会的地位日益提升。首位女总理已经诞生,有力的总统候选人中也出现了女性。企业对女性人才的录用也大幅增加,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去年首次超过50%。这与男性经济活动参与率在1995年达到76.4%后反而下降、目前停留在74%左右形成鲜明对照。
但细看内容可知,我国社会在女性人才运用方面仍存在诸多偏见与限制。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相比,我国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和大学毕业女性就业率仍处于最低水平。此外,按年龄段比较经济活动参与率可以看到,35岁前后经济活动参与率急剧下降,呈现明显的所谓“M”型职业曲线。这是因生育和育儿负担导致职业中断的现象。由此,女性人才积累经历与能力、成长为专家或最高管理者的机会受到了限制。
女性人才运用的必要性,并非仅从男女平等层面的女权主义视角提出。它应被视为应对迅速推进的少子化、老龄化现象所引发的人力不足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的替代方案。OECD也就少子化、老龄化相关问题提出了政策议题3P,可概括为潜在劳动力的运用(Population)、提高就业可能性(Participation)、提升生产率(Productivity)。而作为解决这些议题的方案,首先提出的就是必须提高女性人才的运用程度。
但这里存在一个微妙的矛盾:女性经济活动增加,生育率不是会进一步下降吗?然而,不可能考虑通过限制女性经济活动来提高生育率的政策。观察OECD主要国家可以发现,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高的国家,生育率反而往往也高。问题在于成为女性经济活动最大机会成本的育儿负担。只有政府和企业努力改善育儿相关基础设施,才能走向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同时提高的良性循环结构。
女性人才运用的效果并不仅限于缓解人力不足。从企业角度看,可以扩大人才库、确保多样性;在女性购买决策力不断增强的时代,在提升对客户理解方面也可期待诸多优势。再考虑到有助于改善家庭经济,可以说,为维持我国经济的增长基础,这是不可逆流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