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禁止董事挪用公司机会、引入双重代表诉讼制和执行高管制等为核心的商法修正案,会进一步打击本已萎缩的企业意志,理应重新修改。并非不能理解意在阻断部分大企业变通继承的立法初衷,但不应犯下为捉几只臭虫而烧掉整间茅屋的错误。
商法修正案中,也有最低资本金与公司债制度、股票种类多样化等不少进步举措。但难免被指过度管制企业活动,而在设置经营权防御装置方面不足。尤其“禁止董事挪用公司机会”条款不能不说是恶化性修改。所谓“禁止公司董事利用将来或现在可能为公司带来利益的公司业务机会获取自身利益”,然而对挪用公司机会的概念与界限含糊不清,可能出现随意解释。
在开始一项业务时,如何能判断损益?结果董事们只能对所决定的一切业务承担广泛责任,还须防备滥诉。如此一来,企业显然会回避令人头疼的投资。况且依现行法律也足以制裁此类行为,没有必要特意新设条款。
对外国投机资本针对国内企业的敌意并购(企业收购与合并)的保护装置疏于设置,却决定引入双重代表诉讼制,这也是应予纠正之处。国内主要企业每年一到股东大会季节就受外国投机资本困扰,遭遇巨额国富外流的遗憾局面。原因在于经营权防御体系薄弱。因此发达国家也通过外国投资者事前批准制、黄金股、强制公开收购制等强力应对敌意并购。
若要挥鞭强化企业的责任经营,也需要给予经营权防御这根胡萝卜的平衡感。仅因经营权防御问题就让数万亿韩元国富外流海外的情况不应继续。商法修正案将于今年11月提交国会,预计自明年下半年起施行。今后尚有时间,应通过听证会等加以完善。国会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