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留学海外、读过人文学科博士课程的人,都会坦白同样的困难。
那就是要跟上那些被默认“理应已经读过”的经典太过吃力。卢梭的《爱弥儿》、荷马的《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些对我们也耳熟能详的经典。当然,这类经典作品在国内也被列入必读书目而受到推荐。
问题在于,人们只是对经典有一种套话式的价值认知,实际上经典教育或学习根本没有发生。严格来说,无论是西方经典还是Tongyang经典,只是书名耳熟,真正读过一次的人却寥寥无几。即便读过,也只是零碎的几种,很难说已被吸收为知识体系。
今年9月被重新提起的“人文学危机”问题,也与此相距不远。浏览宣言文本便可知,近来学界面临的人文学危机感,源自被数值万能主义统一化的同时代氛围。学校运营被等同于经营,本与学校相距甚远的跨国企业商品已深入校园内部。这距离上世纪80年代把校门当作某种城门般紧闭坚守的时期,仅仅相隔20年。曾把学校激进化为像城堡一样脱离现实的体系,固然是问题,但如今学校的边界与产业或商业逻辑混杂在一起,则显得更加危险。如今连大学也蜕变为按资本与产业逻辑运转的企业。
学术与产业的边界消失,意味着对同时代问题的反思性思维与认知变得迟钝。因为人文学从根本上就是对被折算为数值的世界的拒绝,是对加速化的现代文明的反思。在这样的风气中,学术热情或真理追求之类的抽象词语,被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可能性之类的术语所取代。每年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或就业率状况,可以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大学再也不可能是象牙塔的例证。
如果学校的发展只能通过外形增长和数值来确认,那么近来大学的变化样态只能被称为“发展”。在被可证可验的数字与文字占据的大学里,人文学作为缺失了充要条件的空中楼阁而被排除。在与企业相似的大学政策中,思维因没有交换价值而被拒绝。只要学术价值以具体数值或利润来检验,以思维为根基的人文学就只能被淘汰。这意味着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文学再也无法自立。
尼尔·波斯特曼把“知”划分为三个体系。最基础的知是信息(Information),对信息的分析性理解是知识(Knowledge),而对信息与知识的主观运用便是智慧(Wisdom)。人文学是把单纯的信息提升为知识体系的学术领域。那些随着历史流变本会被遗漏的信息与事实,正是在人文学领域被体系化为知识并被占有为智慧。
如今的大学已成为信息泛滥、而知识与智慧枯竭的空间。为知识与智慧而诞生的近代空间自行颠倒。如今大学生从入学典礼的第二天起,就可以在图书馆里堂而皇之地准备国家考试或求职。大学图书馆与就业备考自习室已无从区分。
问题在于,没有人对这种局面提出反思性的质问。在此脉络下,近来被提起的“人文学危机”必须扩散为促使人文学复生的警示。人文学的危机就是思维的缺席。因为提出质问,正是人文学的领域。人文学无疑是对发展之自恋的根源性思维与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