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01

[松贤专栏] 观瑞典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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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赴英国留学时,最初结交的朋友之一来自瑞典。用不太好的英语(当然那位朋友的英语和英国人一样好)聊这聊那时,他说自己是右派,对左派政权导致瑞典经济不景气感到不满。我问具体问题是什么,他说国民税负率极高,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我又问右派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他说应把税负率降到45%左右。

这话令人震惊。当时在我国,自称右派的人还批评17%~18%的税负率过高,而瑞典自称右派的朋友却认为45%才是适当税负率,以笔者当时的固有观念根本无法理解。

此后做了各种研究,才知道欧洲存在包括瑞典以及德国、法国等在内、与我们笼统视为资本主义样板的美式资本主义大不相同的多样资本主义模式,相关论文也很多。其中之所以特别关注瑞典,是因为瑞典与我国相似之处格外多。

瑞典和我国一样,是夹在德国、俄罗斯等大国之间、不得不大量进行外交走钢丝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罢工率曾为世界最高,劳资矛盾严重;由于存在比三星集团大得多的瓦伦堡财阀,财阀问题也比我国更严重。此外民族同质性高,在移民问题上也与我们有许多相似点。笔者尤其认为,在解决财阀问题、劳资问题等我们的当务之急方面,可以从瑞典学到很多,因此在各类媒体投稿和著作中多次谈到这些。

正因如此,上月瑞典大选中右派联盟以微弱优势胜出后,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地问笔者:“连瑞典都抛弃了福利国家模式,我们还有什么可向瑞典学习的吗?”

本次瑞典大选右派获胜并不意味着所谓瑞典模式的废弃,这一点包括我国政府在内已有许多人指出过,我想无需长篇解释。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我那位瑞典朋友,瑞典所谓的右派在福利问题上比我国的左派还要更左。他们主张削减的是福利支出中略显过度的部分,而不是要缩减到美国水平,甚至连英国水平都不是。而且1932年社会党执政以来的74年间,右派执政总计只有两次,时间上仅9年(1976~1982年、1991~1994年),社会党的霸权极其强大,因此本届右派政府若施政不当也可能很快下台。

一谈到要向瑞典学习,许多人便嘲笑说“从一个人口仅一千万的国家能学到什么”。对此笔者反问:如果因为瑞典是人口仅为我国五分之一的小国而学不到东西,那么反过来,我国人口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又怎么能向美国学习呢?

美国和瑞典都是与我们不同的国家,但若真要比较,如上所述,瑞典与我们的相似之处要多得多。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广阔的国土和巨量自然资源、不断征服与移民的历史,与我国或瑞典截然不同。

而且无论是向瑞典还是向美国学习,从他国经验中学习时都要好好思考那种经验的本质是什么。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并不像我国右派所说的那样,只是向富人征税再分给穷人的制度。当然这种收入再分配的一面确实很强,但与此同时,其重大长处在于向失业者提供再培训、就业介绍,甚至搬迁补助,帮助其重返生产活动。正因如此,在从经营者视角评价的商业环境指数之类的排名中,瑞典、芬兰等才会争夺世界第一、第二。

我国正站在刚刚跨入发达国家门槛的位置上。此前一直忙于温饱,现在该好好思考如何建设一个“好”社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瑞典在财阀问题、劳资问题、外交政策等方面给我们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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