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19

[圆桌] 公职人员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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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个多月来,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集中举行了针对5名大法官、法务部长官、3名宪法法官等的人事听证会。由于法律界亟需恢复国民信任,为确立“新的惯例”,听证会集中询问了其退任后是否开设律师事务所。大多数公职候选人回答不会开业。

如今已进入政界人士以及公职人员和官僚必须抛弃过去那种同时获取名誉与财富想法的时代。尽管如此,仍常常可见因未能认清这一时代潮流而连一生积累的名誉也一并失去的情形。

与每年一样,今年也毫无例外地发生了法律界腐败事件。法律界虽否认“前官礼遇”,但几乎没有国民相信这种说法。看到犯下种种不法行为的财阀掌门人花费天文数字的费用组建超豪华律师团、堂而皇之获释的情形,大多数国民反而深切体会到“有钱无罪、无钱有罪”这句话。

为消除国民的这种不信任,法律界的观念转变与制度改善须同时进行。

首先在观念转变方面,法院或检察机关的高层干部本人应具备在身为“个人”之前更是“国家资产”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虽说法官、检察官俸禄微薄、工作繁重,但正因如此才受到社会的尊敬与礼遇。若是畏惧微薄俸禄与繁重工作、没有信心退职后仅靠年金生活的预备法律人,就不应踏入法律界。

在制度改善方面,即便不像德国那样严格限制律师报酬,至少在刑事案件方面有必要限制律师报酬。若如此,“前官礼遇”“有钱无罪、无钱有罪”的争议自然会消失。

在印度,大法官退任后开设律师事务所是法律禁止的。在政治、经济上被评价为领先于他们的我国,期待法律界干部退任后展现出培养后学或为社会弱者服务、而非开设律师事务所的姿态,这是不是过分的要求呢?

即便不借用社会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与其追求最优,不如选择消除最差”的话,也希望法律界干部能展现出为“次优选择”而努力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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