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型企业的最高职位是“朝不保夕的闲职”这一认知,在最近几周再次得到印证。百时美施贵宝首席执行官(CEO)彼得·多兰上周二被解职。惠普(HP)董事长帕特里夏·邓恩也在上周被决定于明年1月更换。这类事情在财富100强企业中不断发生。
此前一直有人说“CEO过于帝王化”。有人指出他们把董事会私有化,在没有任何监督或业务考量的情况下领取过高薪酬。而最近看来恰恰相反才是事实:要么干好,要么出局。
认知的变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股价上涨、股东感到满意时,CEO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随后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目睹世通破产后,企业董事会开始提高自己的声音。“我的责任是什么”成为潜在董事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不希望像世通的董事那样受到指责。CEO的更替周期也在加快。过去CEO平均任职10余年,如今仅有4年。
但没有人认为现在是为CEO们举办慰问派对的时候。因为CEO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报酬,依然占据着办公室的一角,离任后的位置也有保障。
此前企业治理结构多元化的尝试有过数次。福特先生不仅是CEO兼董事长,还是福特汽车创始家族的后人。但这也没能阻止他退位并让外部人士成为其继任者。
惠普董事会也解雇了邓恩,由马克·赫德接任董事长,并兼任CEO。考虑到在赫德被任命之前惠普董事会所表现出的功能失调,很难主张此前董事长与CEO职位分离的治理结构代表了美国企业文化的某种变化。
当然,CEO与董事长职位分离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也很多。但不能说存在最佳的组织形态或者能治好美国企业的万能药。各家企业都在混乱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正是这种多样性与实验,长期以来保证了美国企业作为世界第一的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