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旅行时,有几样东西让人感到羡慕。其中之一便是广阔的高速公路和环绕城市的环城路(Belt Way)。以美国为例,高速公路总长度达60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50轮子,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无一例外都有环城路,穿越市区的车辆被降至最低。
欧洲也大体相同。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为例,被称为“Ring”的环城路与主要干线道路相连,四通八达。位于Ring外围的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主要路段建于地下,几乎不会因交通拥堵而焦急。
这些国家的地址体系也十分便利。无论去哪里,道路两侧都按偶数和奇数排列,只要有一张地图,即使初次前往也不难找到。尤其令人羡慕的是驾驶者的秩序意识。向旁边车道打出变道信号时减速让行是基本礼节,即便在人迹稀少的凌晨时分也会等到信号灯变换。
对于连没有信号灯的汉江边奥林匹克大道也几乎没有不堵的时候、约会迟到时解释交通状况已成常事的我们来说,“发达国家果然不同”的感觉会自然而生。越是便利、自由、可预测,人们就越会把它记成想再来一次的国家,并产生即便投资也会安全的信任感。
当然,把世界级超大城市首尔的交通状况与这些国家简单比较不免勉强。在狭小面积上密集居住大量人口的我们,要具备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道路网并不容易。而且在赶路匆忙的道路上,期待相互尊重的成熟市民意识也有困难之处。但从美欧与我国的反差中,笔者重新想到的是:迈入发达国家,除了经济与产业的发展,意识与制度上的变化同样是前提。
从经济角度看,可以说我国迈入发达国家已日渐可见。从战后废墟出发的我们,仅用60年就跃升为世界第12大贸易国和经济大国。解放之初仅300万美元的出口,今年预计将超过3000亿美元。经济开发全面启动前的1961年人均国民收入仅82美元,去年已增至1万5900美元。按国际机构分析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已超过2万美元。
发达国家并不只看经济体量,而是涵盖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就业与分配等质的要素的综合概念,还需要与之相称的社会秩序和意识水平的提升。若社会秩序与意识徘徊在低水平,经济与产业难以发展;而在经济停滞的状况下,也难以期待社会秩序与意识水平的正确变化。这两者如同硬币的两面,必须相互均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
我们要跃升为发达国家、生活质量高的信用社会,首先需要的是意识的先进化。必须认识到,遵守法律与秩序不是吃亏,而是作为社会一员理应履行的本分。国民应信赖行政,行政应真正为国民推行设身处地的行政。
制度的先进化同样重要。学校里再怎么强调秩序教育,如果公交车不在站点指定位置停靠而停在别处,导致后来的人先上车,秩序教育就会白费。即便在人迹稀少的凌晨,一旦违反信号灯就必定收到罚款通知书——一旦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人们自然会遵守信号。
据说韩国人在美国也不会违反信号灯。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知道无视信号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付出代价。由此看来,意识与制度只有在即便人事更替也能按既定规则始终如一运作的体系中落地,才能真正显出价值。
真正的发达国家只能由一流国民造就,而要成为一流国民,就必须有一流制度作支撑。一流的社会秩序与市民意识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我认为,不分你我、不分上下,为建成先进信用社会而完善制度并付诸实践,正是从现在起应当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