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13

[周四清晨] 监管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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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在晚报上读到一篇报道,称我国创业环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排名末位,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撰写的一份报告。

这份题为《新设企业设立程序比较调查》的报告,不仅因为当时极为辛苦,还因为按笔者记忆,它是首份一目了然地梳理出在我国设立企业需要经过多少手续与过程的报告,因而难以忘怀。

这份报告是在1983年逐条查遍与工厂设立相关的所有法规、并通过实地奔走调查后完成的。据其显示,假设设立资本金50亿韩元的电子零部件工厂,共需包括13种许可审批在内的36个阶段程序,所需文件仅种类就达124种、共175份。

若每个阶段都运气好、一次也没被退回而一路顺利推进,需耗时多达346天;若需要追加程序,最长则需568天。若为与外国的合资企业,程序与所需文件会大幅增加,许可审批所需时间也大幅延长。报告显示,与美国、台湾等地相比,程序之苛刻复杂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记得完成报告后的感受是:“能穿透如蛛网般的管制网建起工厂的我国企业家真了不起。”

政策管制比技术性程序更成问题

进入80年代后对管制问题关注度提高,有其时代背景。作为拯救因第二次石油危机陷入困境的经济的方案,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管制问题。标榜小政府的英国撒切尔改革之风也起了一定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从那时起管制改革成为历届政府提出的主要政策中的常规菜单。

自然,历经多届政权,诞生了众多管制改革机构。从总统和国务总理直属机构到各部门,竞相推进管制改革的氛围持续不断。参与政府也不例外,设有以国务总理为委员长的常设管制改革机构。偶尔也会发布管制改革的成果。虽未做精确比较,但推测与80年代相比,程序与所需文件等已大大简化,所需天数也大幅缩短。

然而管制也会演变。而且随着条件与时代状况变化,管制会消失,也会新生。这也是管制并非单纯是程序、所需文件以及所需天数等技术性问题的原因。前不久政府也曾宣布将大幅下放权限给企业设立程序代办机构,但技术性的程序或文件虽然麻烦,却不是难事。近来围绕管制的争议对象,与其说是程序或所需文件等问题,不如说是首都圈管制、财阀管制、劳资相关制度等政策性管制。管制在演变,随着条件与时代状况变化,管制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得失也在改变。

问题在于,这类政策性管制因视角不同而妥当性与效果各异,因此难以轻易解决。例如仅就首都圈管制而言,认为它是阻碍企业投资的绊脚石因而应予废除的主张,与认为为抑制首都圈集中和促进地方发展而不可避免的主张,激烈对立。围绕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的攻防情形也类似。管制放宽的业绩不断发布,企业体感到的管制却几乎没有变化,原因或许也在此。

应果断解除阻碍投资的管制

一直在首都圈管制上态度强硬的政府,终于显现出要对若干企业允许工厂扩建的动向,引人关注。据称这是在经济活性化对策层面进行的探讨。首都圈集中严重确属事实,但若能引发大规模投资、创造就业并有助于经济复苏,似无迟疑之理。对于首都圈管制所依据的“气球逻辑”——压制首都圈则地方振兴——其实效性也到了该质疑的时候。被指为投资最大绊脚石的出资总额管制,也需以同样脉络去看待。

在企业以全球各地为对象权衡投资环境的全球化时代,仅以自身绝对标准进行的管制放宽意义不大。管制改革必须在领先于竞争国的相对意义上实现。因此,以全球标准对所有管制进行比较评价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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