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报纸一直作为随社会变化追求特定理念、明确政治立场的政论报而存在。因此贵族阶层看的报纸与劳动阶层看的报纸并不相同。
18世纪后期在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推动了报纸的大众化,为吸引大众关注而以趣味为主编排报道,使报纸去政治化。
如今无论新媒体和广电融合媒体的出现如何削弱报纸的影响力,不可否认报纸仍是通过深度解读与评论发挥社会监督和关系协调作用的主要媒体。报纸与其他新媒体不同,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形成达成共识的舆论。也就是说,它充分具备维持并发展既有社会体制的影响力。
尽管报纸宣称并表现得中立、无党派性,但实际上几乎所有报纸都有党派性。欧洲的报纸并不比韩国报纸更少偏颇和政治化。
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教授J.H.阿尔特舒尔在《支配权力与制度媒体》中得出结论:“媒体本质上是体制的产物,只能是服务于权力利益的工具性存在。”
即无论哪个时代、哪种体制,媒体本质上都作为服务于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媒体、制度媒体而运作。
无论政府与媒体形成何等敌对关系,媒体都无法摆脱与政府的共生关系。因为若政府不向媒体提供适当信息,媒体就无法充分发挥其功能。正如美国报纸所报道的信息中有60%由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政府与媒体是相互补充的。在韩国国内,政府提供的信息量估计也大致相当。
政府为维持现体制或推进特定政策,应寻求适当利用媒体这一手段的方案。与此同时,只有接受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和政策替代方案,并据此实际修正政策,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才能实现共生。
当“大海故事”铺满所有报纸版面之际,出身媒体人的总统秘书室长指出媒体疏于社会监督职责,称“这段时间媒体都干什么去了”。这是政府正确认可媒体作用的积极信号。希望政府在接受批评的同时也采纳媒体意见,形成健康的社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