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15 | 문성진 특파원

[新中国 新挑战]“制造业全盛时代”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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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不再拥有低工资的充裕劳动力。由于工资每年以两位数上涨、劳动政策僵化,进驻中国的企业中不断传出再也无法从事制造业的抱怨。

[New 中国 New 挑战] “制造业鼎盛时代”结束了 “过高补偿金”导致无法搬迁与裁员,围绕裁员、企业清算等与工人摩擦频发,即便作业环境与待遇优于其他企业仍遭罢工,工资过度上涨与人力短缺也是竞争力削弱的一大原因

高进甲记者 go@sed.co.kr 北京=文成振特派员 hnsj@sed.co.kr

中国已不再拥有低工资的充裕劳动力。由于工资每年以两位数上涨、劳动政策僵化,进驻中国的企业中不断传出再也无法从事制造业的抱怨。

“经历这次事件后,在中国做生意的念头彻底没了。”

进驻青岛的皮革加工企业C公司K社长摇头表示:“今年员工突然拒绝开工,造成严重的生产受阻。”他提高声音说:“虽然以答应员工最初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试图收场,但员工却推迟复工,只是不断增加要求条件”,“最终以再上调10%工资为条件,在罢工一个多月后才平息事态。”他还说:“与附近其他厂区相比,我们的作业环境更好,对工人的待遇也优于其他企业,却仍受罢工困扰,其他公司可想而知。”该公司目前正积极考虑迁往中国内陆地区。但工厂搬迁也并非说来容易。要搬迁工厂就不可避免地要裁员,并须向员工支付补偿金,而员工提出毫无道理的过高补偿要求,令公司难以决断。

广东省的纺织企业A公司也曾推进将工厂迁往人工成本低、招工容易的山东省,但因面临须裁员工人的补偿金支付问题,目前进退两难。天津的电子零部件制造企业D公司因供过于求导致销售不振而计划裁员,但由于无法解决被裁工人的反抗和过高补偿要求而苦恼不已。

这种程度还算幸运。北京一家企业因经营破产无法向员工支付补偿金,经营者一度被扣留。来时容易,走时却如同地狱般艰难。驻华韩国大使馆劳务官李泰熙表示:“围绕裁员和企业清算等与当地工人发生矛盾的在华韩企经营者咨询请求正在增加”,并预计“这类投诉随着时间推移将会更多”。

此类劳务纠纷大多演变为罢工。尤其随着工会在产业现场影响力逐步增强,罢工更加频发。中国劳动争议件数从1992年的8.2万余件增至2004年的26万余件、2005年的31.4万件,充分显示工会影响力正在扩大。

在Seoul Economic Daily近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进驻中国的韩国企业中20%已经历劳资纠纷,并预计今后将进一步增加。过去稳定的劳资关系是对华投资优势,如今已成往事,劳务管理问题成为新的“中国风险”。以“无工会经营”著称的沃尔玛近期决定允许在华所有门店设立工会,意义重大。因为这将很快成为在华韩企面临的问题。工会已在加大压力,要求三星集团等无工会企业允许设立工会。

让制造企业头疼的并非只有“人的问题”。工资过度上涨也是削弱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今年以来,中国主要地区劳动局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加班津贴以及员工福利费用也大幅上升。

进驻深圳的电子零部件企业F公司相关人士表示:“深圳地区工人含加班津贴月收入为900~1500元,但涨薪要求仍接连不断”,“照这种情况,低工资的优势已等于消失。”在广州投资的K公司P社长也诉苦说:“在该地区投资的外资企业大部分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中小企业,近数年电费、水费、租金、原材料成本上涨,工资也大幅提高,经营成本大幅上升,但产品销售价格没有变动甚至下降”,“今后若人工成本再涨一些,将难以承受。”

即便提高工资也招不到所需人力的困难同样存在。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力短缺意外严重。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将劳动力减少的原因归结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劳动人口减少 ▦惠农政策导致外来务工者返乡 ▦向可实现高收入的大城市流失等。因此,过去只要贴出招工公告就排起长龙的景象已难以再见,离职率也在上升。在苏州经营电子零部件企业的L公司J社长表示:“即使每年上调10%以上工资也难招到人,每月离开公司的人超过40名,人力管理十分困难。”

专家建议,若判断竞争力下降,就应果断决策。对外经济研究院北京办事处所长池晩洙表示:“中国的制造业环境将日益恶化”,并指出“如判断已无成本竞争力,就需要果断放弃业务或尽快决定迁往新地区”。韩国贸易协会北京支部长崔容民也建议:“韩国企业进军中国是从‘生产基地’而非‘市场’的角度进行的,因此目前进驻企业遭遇困难,若一味执着于此,将无法发现新的商机”,“果断撤出没有信心的领域、寻找新机会也是一种选择。”

● 急转向“保护主义”

房地产也阻止大规模资金流入,外资并购规定亦被强化

“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固然重要,但产业安全更重要。”

本月初,酷热与暴雨交替、天气变化无常之时,在中国政府机关夏季疗养设施集中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的一家酒店。代表中国各经济机构的300余名技术官僚同吃同住5天,就美国凯雷集团推进并购中国最大工程机械生产企业徐工集团一事展开激烈讨论,最终就“产业安全”更重要达成一致意见。即得出结论:不能再坐视拥有雄厚资本与技术实力的外资企业整体吞并本国战略产业。

此次“北戴河会议”结果引人关注,因为它预示中国的产业政策将从一味强调“增长与发展”转向兼顾“分配与均衡”。特别是此前在优惠温室中成长的外资企业,如今不得不担忧经营环境的急剧变化。

对外资企业的制衡动向已体现在相关法规的整备上。中国近来接连整备并购、税制、劳动、房地产等相关制度,急速转向“保护主义”。1978年12月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为积极引进外资而拆除各种壁垒的中国,如今在30余年后正在筑起保护主义壁垒。

相关法规整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幅强化了外国资本并购本国企业的规定。中国政府于本月10日通过商务部等6个部门共同制定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修订案》,规定今后在华销售额达15亿元(约1800亿韩元)以上的企业收购中国企业,或特定外国资本在1年内收购10家以上中国企业时,必须向证券监督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申报。此外,将核电、发电设备、钢铁、造船、石油化工设备、齿轮、变电器等7个行业指定为禁止外资并购行业。

今年6月公布的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率统一方案,也可解读为“通过外资监管保护本国资本”措施的一部分。通过缩减在华外资企业的法人税减免优惠,明确了保护本国企业的意志。

在房地产市场,中国对外资的制衡动向同样明显。中国政府上月通过《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制定了投资总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外国房地产企业须将注册资本金比例提高到50%以上的监管机制。其用意在于阻止过多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既遏制房地产投机,也减少外国资本获取利润的机会。

但也有声音认为,在近期接连出台的监管措施中,应更多看到机会而非危机因素。对外经济研究院(KIEP)北京办事处所长池晩洙表示:“随着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胡锦涛政府上台,出现了强调分配与均衡增长的政策变化,但中国仍然渴求引进外资”,“我国企业应密切关注这种环境变化,并扩大商业机会。”

录入时间:2006/08/15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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