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枢纽城市新加坡市中心的乌节路。在新加坡,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说英语。尽管工资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高,非法罢工乃至合法罢工也几乎没有。之所以总能在“最适宜经商国家”排行榜上位居前列,正是因为这样的软件环境。人力虽只是劳动与资本两大生产要素之一,却是核心。
[物流枢纽的答案到海外去找] 重新检视外资引进手段 “全力押注枢纽”急需强有力的领导力;若不能实现观念的划时代转变,枢纽之梦只是空话;不仅要具备硬件条件,还要配齐软件环境才能成功;应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区内英语公用化等开放政策
鹿特丹、新加坡=吴贤焕 记者 hhoh@sed.co.kr
亚洲枢纽城市新加坡市中心的乌节路。在新加坡,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说英语。尽管工资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高,非法罢工乃至合法罢工也几乎没有。之所以总能在“最适宜经商国家”排行榜上位居前列,正是因为这样的软件环境。人力虽只是劳动与资本两大生产要素之一,却是核心。
以出身鹿特丹的15世纪宗教改革家命名、横跨市中心马斯河的伊拉斯谟大桥,由南向北通过后便进入鹿特丹市中心街区。黑人、皮肤没那么黑的黑人、个子矮的白人、身材高大的荷兰人,偶尔还能看到亚洲面孔。伊拉斯谟大学留学生金秀英所说的“街上行人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让人深有实感。带着对方是否会说英语的担心,记者用英语向一位荷兰人问路。他亲切地用英语指了路。
“荷兰人大多会说包括本国语和英语在内的三种语言,沟通很顺畅。没有罢工,劳动灵活性也非常好。”负责当地员工招聘的现代商船鹿特丹分公司次长河贤圭这样概括了此地为何适宜经商。“再过十年左右,我国全球化企业的从业者接到海外派驻命令时,恐怕也会出现没有国际学校就不去的人。”据说外籍人员子女教育所需的国际学校在鹿特丹有一所,邻近的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各有两所。
人口400万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新加坡国民大多英语流利。虽然77%的国民为华人,是多民族国家,中文、马来语、泰米尔语、英语并列为官方语言,但因强力推进枢纽战略的前总理李光耀的意志,从小学起所有课程都用英语授课。
新加坡几乎没有罢工。据说这是因为在连小杂货店都要提交审计报告的透明度基础上,政府严格限制并强力应对工会的非法罢工。韩进海运西南亚地区本部销售营销团队的李智贤说:“新加坡和鹿特丹一样工作岗位很多。对公司不满意就换一家,是常识。”她这样介绍现场氛围。撒泼式的罢工在这里不可能出现。新加坡的国际学校也多达十余所。
这两座城市是世界上广为人知的代表性枢纽城市。要成为枢纽,基本上要具备良好的地缘位置,要构建细密的物流网络,还要提供税制等多种激励,让众多企业把它当作枢纽来使用。然而这两座城市除了这些基本硬件之外,还提供了任何人都便于生活、企业便于经营的“软件”。语言、文化国际化,既宜居,雇人做生意也极为便利。尤其人力水平,是重要到足以占据劳动与资本这生产两大要素之一的条件。
“企业想不进来都不行,一旦进来了,若要换到别的城市,又担心会不会出事故,所以抽不出身。”河次长这番话让人深有体感。
在鹿特丹市内、在新加坡中心街区乌节路,记者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渺小。因为感到我们的现实与“枢纽环境”相距太远。全科目英语授课根本不敢想,就连在小学一年级课程中安排一小时英语课都遭到不少反对——尽管英语课外补习费用已高到天文数字。曾有过在经济自由区把英语定为公用语的讨论,但似乎也悄然不见了踪影。
硬件方面也一团糟。姑且算国际机场和枢纽港口已经建好。但真正能使其成为枢纽的后方园区、经济自由区开发,处处遇到暗礁。为经济自由区开发提供推动力、支撑外资引进一站式服务的经济自由区法修订,因地方自治团体的反对已被搁置一年。首都圈整备规定等需要跨越的管制堆成了山。
无论韩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撤离韩国的接连不断,而外资引进却步履蹒跚。失业者增加,急速老龄化也在推进。不少人主张,我们已经患上癌症却连认知都不到位。
忧国之人担心,若在未来十年内不能实现跃升,我们的国民将不得不像乞丐一样为找工作而在中国大陆四处漂泊。
现在正是需要促进外资引进的非常对策之时。面向全世界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在同时多发地推进。体制问题必须迅速解决。需要超越国粹主义的积极开放政策。若不能实现划时代的观念转变,不如干脆放弃枢纽。劳动界也应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进行自省。
记者在枢纽的现场新加坡切实感到:若不出现像他们那样全力押注“枢纽”、押注“经济”的强有力领导力,梦想(★)恐怕难以实现。
应把积极引进外籍劳动力当作杠杆 以低廉人工费削减物流成本…对引进全球企业也大有帮助
从新加坡东端的樟宜国际机场乘出租车前往市中心,行驶在东海岸公园大道上时,从车窗外目睹了意外的一幕。
一辆卡车载着工人在后车厢里行驶。这是在我国大概只有70年代才能看到的人力运输场景。新加坡韩进海运西南亚地区本部部长郑相浩说:“应该是从印度尼西亚或巴基斯坦等邻国来的外籍劳工,看样子是要去建筑工地”,“在劳务输出国,这种待遇也已是日常,所以新加坡政府大概认为在这里也不算什么问题。”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新加坡政府为外籍劳工的安全甚至限制每辆卡车的载人数,这是合法的。
新加坡的外籍劳动力政策是开放的。熟练工、专业人才积极引进。非熟练工的门户也是敞开的。只是为防止本国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下降,向雇主征收用于本国劳动者失业保险、职业培训、就业支援的雇佣负担金。基本上交由市场来调节。
因此新加坡全体经济活动人口中约30%由外籍劳动力构成。大多在建筑工地、工厂或从事家政等工作。
对本国国民,则从小学起所有科目用英语授课,从早期就让英语生活化,重点在于培养与商务枢纽相称的人才。
对标新加坡人力政策的迪拜,也对外籍劳动者实行开放政策。全体居民中80%是外国人,是外国人遍地的城市。据说鹿特丹的外国人也超过一半。
在志在成为物流、金融枢纽的我国,也需要积极利用外国人的政策。
因为最近不仅是把工厂迁往中国的韩资企业,甚至中国企业也接连提出:如果能让它们更多地使用低廉的外籍劳动力,就愿意在韩国的港口、机场后方地区或经济自由区开展业务。
事实上,我国制造业之所以像退潮一样流向中国,是因为自90年代后期起人工费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率提升幅度。国内劳动者的生产率虽比中国劳动者高3~4倍,但人工费贵10倍,在与中国的竞争中难以生存。
不妨反向思考。如果能在国内使用低廉的劳动力会怎样?既可以阻止制造企业外流,也有可能引进全球企业。最近涌向釜山新港后方园区的外国企业身影,提高了这种可能性。
目前韩国品牌仍比中国品牌更贵。因此若在韩国港口后方园区组装出口,既能节省约占30%的物流成本,也能卖得更贵。
尤其最近中国刮起的寒流,让这种期待进一步膨胀。如今在中国也要遵守劳动基准法、遵守环境管制,雪上加霜的是部分地区人工费也急涨。没什么前景的行业被要求沿长江深入内陆。
对因产业空心化而饱受失业之苦的我们来说,机会来了。
让我们探索积极引进外籍劳动力的政策。外籍劳动力引进规模不应由政府每年按行业公告,也不妨研究像新加坡那样交由市场决定的方案。
当然,与国内中小企业的公平性问题、国内劳动者岗位被侵蚀的担忧、非法滞留等需要跨越的山也不少。
有观点指出,既然如此,至少应尽快推进在经济自由区内仅限出口企业可以更多使用外籍劳动力的方案。
以外籍劳动力为杠杆,在光阳港后方地区或光阳湾圈经济自由区建设大规模纺织生产园区的构想,也值得一试。
录入时间:2006/08/11 1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