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劳动部长官金大焕将韩国劳资关系大致划分为两个体制。其一是指1987年民主化时期之后的10年,称为“87年体制”。这一时期的劳资关系是工会借民主化浪潮在劳资关系中掌握主导权的时期。劳动运动=民主化=进步的等式发挥了作用。
在经历劳工大爆发的过程中,劳资关系极度动荡,工资飞涨。在所谓高成本—低效率所引发的“韩国病”忧虑升高之际,企业向海外转移蜂拥而出。对产业空心化的过早担忧也是在此时提出的。不过也有人视其为长期开发年代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遗症,认为是经过一定时期便会平息的过渡性症状。
激烈对立令所有人皆为败者
然而1997年外汇危机成为韩国劳资关系新的分水岭。所谓“97年体制”开始形成。为克服国家破产危机,政府不得不出面。为整理不良企业与金融机构,推行了力度极大的结构调整,并努力将劳资关系的法律与制度框架改为国际标准。
在此过程中,劳方气势似有所削弱。过去处于守势的企业也从竞争力角度对劳资问题表现出积极态度。随着劳动灵活性受到强调,按年功排序的报酬体系与终身雇佣的长期惯例开始迅速崩塌。由于难以承担正规职的高劳动成本,非正规职这一新的劳动形态急速增加,由此凸显出劳动两极化这一新现象。这是雇佣趋于不稳、福利受到强调、社会安全网大幅扩充的时期。
如此看来,开发年代以后韩国的劳资关系可谓是劳、资、政三方激烈攻防的历史。激烈对立与冲突连绵不断,以致被讥讽为“罢工共和国”。该较量的都较量过了,该受的伤也受够了。“劳资是同舟共济的共同体”一语只是空洞的修辞。经济危机论与社会不安时时困扰着社会。若是正常社会,如今理应以痛切经验为基础,使劳资关系提升一个台阶。
然而尽管有如此痛切的经验,似乎却一无所获。没有学习效果。在对话消失之际,斗争水位日益升高,不信任的鸿沟日益加深。在劳资关系的国际比较评价中始终垫底,也充分印证了韩国劳资关系的落后性。这与发达国家工会为守住岗位而在提高生产率方面让步并参与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
更严重的是,劳动运动已脱离劳资关系原本的场域。工会一方面在平泽主张美军撤离,另一方面由一般企业员工组成的工会甚至不惜远赴海外,参与反对FTA、WTO的运动。有人批评韩国工会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原因正在于此。
浦项地区专业建设工会成员非法占据浦项集团总部进行静坐,以及公权力在此类非法行为面前无力应对,充分显示出超越法律与制度、偏离轨道的劳动运动的现状。以武力非法占据并非劳资关系直接当事方的企业,并以暴力对抗试图制止此类非法行为的公权力,这样的现实似乎无法在劳资关系框架内加以理解。
政府应先树立法秩序与原则
内外无法控制的种种不利因素接连爆发,经济处境危险。难以摆脱一旦失误便可能沉没的不安感。专家表示,为避免破局,首先应在劳资关系上打造“共生的2007年体制”。
为此,首先需要劳、资、政各方的学习效果。应先检视在长期激烈对立与冲突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在当下这样的混乱期,政府作用尤为重要。站在国民经济立场上,“中心与重心”便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