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燮 理查德·弗里曼
无就业增长、社会两极化、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等,正上升为进入21世纪的韩国社会必须优先解决的课题。随着以往依靠高速增长创造岗位的模式难以发挥作用,制定并执行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国家整体的就业政策成为重要课题。本报通过为出席国家就业战略国际研讨会而访韩的就业政策领域世界级学者、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理查德·弗里曼与总统咨询机构人才立国·就业委员会委员长宋伟燮的特别对谈,探讨韩国型就业战略的制定方向与待解课题。
▲宋伟燮委员长=随着全球化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变化,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围绕劳动力市场的诸多社会议题。尤其是韩国,在全球化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之外,岗位创造能力减弱、低生育率与老龄化问题、需要先进化的劳动力市场法律制度与惯例问题相互交织,以致出现了“就业危机”“劳动危机”的说法。为解决这些课题、维持国家竞争力,各方已开始讨论:必须摆脱过去以劳动供给为中心的片面、狭义就业政策,制定与经济产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相衔接的综合性就业战略。
▲哈佛大学教授弗里曼=当前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两点,第一是最近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规模。我称之为“大倍增(Great Doubling)”的劳动力增加,既带来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同时也对全球劳动力形成压力。
第二,两国尤其是中国的高学历人口正在增加。过去美国与低工资的人口大国开展贸易获得了利益,但与中国、印度的贸易不同。两国凭借高学历劳动力和劳动力规模本身,在高新技术领域已成为具有威胁性的存在。
要通过就业及劳动政策强化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努力在本国保留优质岗位。为此,必须发展本国能够取得成功的细分(niche)产业。资本与高学历体制意味着技术的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把握一流企业在本国能够生产哪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产品,从而制定确保细分市场的战略。
▲宋=现在韩国也必须摆脱“依靠量的投入的增长战略”,将范式转向“创新主导型增长战略”。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也需要转变认识:不再从中国与韩国各自分担特定产业的视角出发,而是转向“产业内分工”,即在各产业内部的价值链——研发(R&D)—组装—营销—物流之中,韩国承担哪一环节。
为此,最重要的莫过于开发与利用优秀人力资源。韩国劳动者与职务相关的终身学习参与率截至2004年为14%,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的最低水平。此外,大企业与正规职同中小企业与非正规职之间职业能力开发机会差距过大也是问题。这种能力开发差距可能使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固化,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
▲弗=韩国人终身学习参与率低的一个原因,似乎是工作时间过长、没有余裕。应通过制度性措施提供参与终身学习的时间余裕。另外,也可以不必额外花费大量时间,利用互联网或CD等在家学习,每周仅安排1~2次课堂授课。
韩国政府拟引入的“劳动者培训账户制”之类的项目值得肯定,但必须向劳动者充分提供使用信息与建议。劳资共同职业培训在美国取得了相当成果。最优秀的技能人才是通过工会学徒制培养出来的。
在英国,各工作场所尤其是大企业,由工会或企业的干部担任学习负责官,负责劳动者培训相关业务及个人培训计划的制定。劳动者能够关注培训,而通过这种关注,工会的攻击性有所减弱。韩国的劳资关系传统上带有敌对性,因此通过这种制度为工会提供作出建设性贡献的机会,我认为会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
▲宋=在世界正整合为单一市场的当下,要让企业与劳动者共生,必须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应使支持增长的灵活性与劳动者的就业安全性相互协调。在资本自由流动的现状下,仅以强有力的就业保护法制为基础的静态就业安全性会削弱劳动力市场竞争力,难以持续。
只有摆脱仅计较当前岗位稳定的做法,将视角转向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动态安全性,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协调才成为可能。应以坚实细密的社会安全网减少个人的风险负担,并以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支持劳动力顺畅流动。
▲弗=就韩国而言,劳动力市场的数量灵活性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为实现灵活化,需要的是浮动工资制和扩大对企业业绩的利润分享制。1997~98年的外汇危机促成了就业保护法规,但离职率和劳动力流动率依然相当高。
问题在于正规职与非正规职、自营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割裂。两个部门之间的流动并不自由。韩国也有奖金之类的绩效工资,但有必要进一步激活利润分享制度。若引导在危机来临时选择承受工资损失而保住岗位,工资灵活性就会提高,这是可取的。
重要的不是以OECD水平的灵活性为目标,而是探索能够打破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壁垒的韩国式解决方案。日本随着景气回升出现劳动力不足,把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雇用的案例增多,正规职与非正规职的壁垒开始被打破。
▲宋=低生育率与老龄化是韩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最近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在为应对老龄化而苦恼,但韩国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速度太快。据Statistics Korea的未来人口推算,从2017年起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急剧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会因社会抚养费增加、劳动供给减少等而拉低增长潜力。
▲弗=随着女性学历提高,回避结婚与生育而选择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多。许多国家发放育儿补贴、子女补贴等以鼓励生育,但在法国等地只取得了微小成效。美国设有各种支持育儿与家务的项目,同时让学校的课程安排与在职妈妈、爸爸的工作时间相匹配,取得了很大成效。
工作时间长,就难免对育儿及生育感到负担;反之,若增加闲暇时间,人们会更加顾家。对女性而言,必须保障产假后返回职场,并且不在晋升上受到不利。如果女性不生育,社会终将消失。在这方面,尤其是韩国的男性必须清醒过来。
▲宋=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供给减少、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带来的劳动流动增加等,必须强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最近通过“就业支持服务先进化”事业,公共职业安定机构“就业支持中心”的功能得到很大强化,但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最近我访问了美国,公共就业安定服务不仅在联邦层面,在州和市层面也都显得相当成功。特别是地区公共机构与民间团体衔接良好,高效地提供了当地需求方所需要的服务。韩国也在通过配套基金方式等,研究由地区的国家就业安定机构、地方自治团体、民间团体等联合提供就业支持服务的方案,尽管尚处于起步阶段。
▲弗=美国自里根政府以来组建了“民间产业协议会”,在地区层面提供就业支持服务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这种地区层面的努力可以提高当地企业的关注度和市民的应对能力。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中,重要的是要恰当设定支援对象。在美国,对没有工作经验、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缺乏适合就业的知识与培训经历、领取政府补助金的单亲妈妈效果很大,但对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四五十岁男性工厂劳动者则并非如此。
另一个重要之处是要有效利用民间部门,在美国民间部门的业绩更好。在民间,互联网发挥了很大作用,年轻人通过互联网获取求职及培训信息,也获取可提供培训的大学的信息。
▲宋=韩国真正意义上的就业支持服务引入不久,公共部门尚在起步阶段,民间部门除部分企业外仍停留在弱小水平。需要在提升公共就业支持服务水平的同时,配套支持民间能力强化的战略。服务业、建筑业等仍通过非正式渠道招募人力,这又延伸为处于各种社会安全网盲区的非正式就业。最后想请弗里曼教授就韩国劳动力市场问题提出建议。
▲弗=关于构建合作型劳资关系,我想指出几点。据我了解,韩国劳使政委员会因强硬工会而难以达成共识,而劳资合作不应自上而下,而应自下而上形成。
另一点是在全球取得成效的利润分享制。英国通过浮动工资制取得了很大成果。浮动工资由业绩决定,因此工会不再指责业绩低的劳动者,而是努力支持其提高业绩,以提高集体激励。欧洲大陆则通过劳资协议会成功推进了这种利润分享制。
最后,产业安全保健是当今劳资共同关心的事项。可以创造劳资共同参与营造安全作业环境的平台,以增进合作。
▲宋=至今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课题。比韩国更早思考劳动力市场问题的OECD和欧盟(EU),已制定并推进综合经济、产业、就业、社会福利政策的就业战略,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运营、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如今就业问题不再只属于某一方的政策领域,而是必须从整体国家战略层面加以应对的问题。
我们人才立国·就业委员会正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制定符合韩国实情与条件的“韩国型就业战略”。计划全面纳入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宏观与微观分析和展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优质岗位创造、劳动力市场结构改革、就业友好型社会安全网构建、按目标群体分类的就业战略等相关经济产业政策与就业福利政策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