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经济研究所诊断认为,近年来被指为韩国经济“痼疾”的长期低增长,并非源于一时的景气萧条,而是外汇危机之后9年间错误处方所致。
外国资本对金融的支配、不稳定的劳资关系、企业设备投资低迷、金融业的资金扎堆现象与市场不安等,全都是IMF外汇危机之后强行推行整齐划一的国际标准所带来的结果。报告指出,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认可此前因“不符合国际标准”而被搁置的韩国经济固有体系。
◇应引入韩国式“矛盾经营”=报告指出,韩国经济要摆脱萧条泥潭,需要复活“韩国型经济体系”。三星经济研究所常务洪淳英在题为《韩国经济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总论发表中诊断称:“外汇危机善后过程的后遗症与创伤使韩国固有优势——经济活力下降,由此产生的自我实现式(self-fulfilling)败北主义正是当前低增长的背景”,“只要恢复对韩国经济潜力的自信,经济再次腾飞是可能的”。
据此,他将韩国所需的韩国型模式界定为“并非对特定外国体系的选择性模仿,而是运用矛盾经营的实事求是型体系”。其含义是,与其寻找唯一且前后一贯、适合韩国经济的制度,不如即便表面上略显矛盾、不符合国际标准,也要构建能实现特定目标的最有效体系。也就是说,他提出了看似矛盾的“以内需为基础的出口产业化战略”、承认韩国型企业体系、通过高增长改善分配结构、小而强的政府发挥协调者作用等主张。
洪常务强调:“如今需要既重视蕴含韩国固有文化与历史的路径依赖,又不违背全球标准的智慧”,并表示对外汇危机后阻碍企业投资的过度规制政策、对金融稳健性的过度规制,需要新的视角与方法。
◇需要化解就业不安等替代政策=三星经济研究所还指出,过去激进的结构改革对经济增长动力损害最明显的领域正是“内需”,因此要求恢复内需,重新接通消费扩大→投资增进→出口增加的链条。
首席研究员崔仁哲在题为《1987年以后韩国经济体系的变化》的专题发表中表示:“1997年之前,韩国宏观经济显示出内需与出口协调型增长的可能性”,“1997年以后,曾由消费牵引的设备投资未能增加,内需部门对增长的贡献度也骤降1.5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外汇危机后的处方带有强烈的短期危机管理色彩,给经济主体留下后遗症,使其陷入长期改革的惯性,从而丧失了从事经济活动的意愿。报告指出,因此即便实际工资增加,消费也未能增加;过去即使目标收益率为负也推行战略性投资、承担风险的企业,如今在目标收益率16.2%以下便不再投资。
报告还指出,金融领域虽然稳健性与收益性有所改善,但住房抵押贷款等方面出现过度扎堆现象,资金中介功能大幅下降。研究所表示,实际上近来金融业企业贷款比重仅为41.7%,低于经历了10年萧条的邻国日本。
崔研究员强调:“如今韩国经济正处于从出口主导型宏观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摸索转变的非常特殊的阶段”,“除常规宏观管理政策之外,还需要另外的替代方案”。据此,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项被指为化解就业、教育、养老、居住不安等四大不安因素。
其含义是,单纯的收入增加无法带动消费扩大,因此需要创造健全而稳定的生活条件。同时还提出,为扩大出口与内需的链条,应先以内需为基础培育出口产业。以世界最高市场占有率自豪的韩国手机等数码设备产业将国内作为“试验场”,就是代表性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