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08人,创下世界最低水平。自80年代起生育率已降至2.0人以下,低生育趋势早有预兆,但直到最近才就提高生育率展开实质性讨论。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大致可分为:女性难以兼顾职场与家庭的社会条件不足所导致的社会与职场因素;未来收入不稳定性上升带来的收入因素;以及子女养育和教育费用增加所形成的子女成本因素。上述因素相互交织,加速了生育率的下滑。
应从营造两性平等的社会环境入手
因此,依据低生育的原因,低生育对策也可分为营造两性平等环境、减轻子女成本、改善保育环境三类。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个国家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提高生育率影响最大的是营造两性平等环境。
也就是说,男女之间岗位分配的平等程度,以及为承担育儿或家务负担的女性提供多少便于就业的雇佣形态,对提高生育率影响巨大。其次是减轻子女成本,若对多子女家庭的支援更为充实,便可提高生育率。而改善保育环境在三项政策中对生育率的影响最小。
迄今为止韩国推进的提高生育率政策,主要集中于减轻子女成本和改善保育环境。但据推测,即使减轻子女成本或改善保育环境达到OECD平均水平,若不同时营造两性平等环境,也难以将生育率提高到OECD平均水平的1.6人。
例如日本在过去10年间以减轻子女成本和改善保育环境为重点推进提高生育率政策,但2005年生育率为1.25,未能成功提高生育率。因此日本近来提高生育率政策的方向强调改善社会环境,将两性平等设为主要课题,鼓励男性育儿休假和企业的家庭支援等。
在OECD国家中,家庭与职场兼顾的政策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30多岁女性的就业率更高;而女性就业率越高,生育率也呈现越高的倾向。因此看来,只有三项政策综合推进,才能将生育率提升至OECD平均水平。
为提高生育率,需要以改善两性平等环境为重点课题,并辅以减轻子女成本和改善保育环境的综合对策。此外,若无特别措施则难以期待生育率提高,因此应在各政策领域设定高于OECD平均的目标,并推进力度更大的政策以实现该目标。
为实现重点课题——改善两性平等环境,应激活育儿休假制度,提高弹性工作制等雇佣形态的灵活性。此外,雇佣相关制度或惯例的改善需在企业层面完成,因此为促使企业自发参与,也有必要强化对营造亲家庭工作文化的企业的激励。
企业也需要“亲家庭工作文化”
同时,作为与重点课题并行的补充课题,应在数量和质量上改善现有婴幼儿保育设施的服务,以反映需求方的要求。
为此应扩大政府对民间保育设施的支援,消除国立公立设施与民间设施之间的差距;对于学龄儿童,应使课后课程多样化。最后,为减轻父母负担,应对两个子女以上的家庭给予税收减免和各种优待制度等广泛的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