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成人人宜居的社会,作为社会成员之间约定的法律必须得到遵守,这一点大概无人会有异议。尽管如此,韩国人总体上并不很遵守法律。
原因有多种,但最大的原因恐怕在于:此前我们的社会只急于制定法律,滥出了许多实际上难以遵守的法律条文,而对于查处违法行为却过于疏忽。
法律与道德都是规范人类社会生活的准则,但前者具有强制力,后者的遵守与否只能交由个人良心,两者在这一点上有着根本差别。
无法遵守的法律不应制定
也就是说,只有当规范被赋予强制力时,才成为法律。因此制定法律时应仅在可遵守的范围内制定,同时必须考虑现实的执行可能性以及强制执行的意志。
若制定出一部全部遵守就实际上什么都做不了、最终只能违反的法律,却只处罚偶然被查到的人,这一过程反复出现,那么连违法被查到的人也不会反省,只会觉得冤枉。每逢选举便大量产生的选举犯罪,就是这种缺乏现实性的立法的典型产物。
更何况,一想到劳动争议时作为常规手段出现的斗争方式竟是“守法斗争”,就不禁失笑。遵守法律怎么能成为斗争呢?此外,“有钱无罪、无钱有罪”这种细究起来荒唐的说法在我们社会却颇具说服力地被使用,其中不少部分也源于对缺乏现实性的违法行为的选择性执行。
事实上,由于查明真相的能力有限,确实存在无罪之人被认定有罪而受罚的情形,但按审判过程中查明的实体真实本属无罪、却因没钱而被判有罪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然而,对于违反缺乏现实性法规的人,现实性越不足,酌情减轻的余地就越大,因而宽宥的空间也确实很多;如此一来,结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审法官的主观倾向,还不得不因是否有能干的律师将这些情况一一转达给审判庭而有所不同。但这样一来,就很难期待当事人服从判决结果。
进而,滥出那些可以履行却缺乏执行意志的法律,最终导致只有守法者受损的情形在生活中屡见不鲜,这也是我们社会的严重问题。例如,一边说屋顶阁楼房是违法的,可一旦这类违法建筑大量增加、利害关系人增多,政府照例便通过合法化来试图救济。
一旦定下就要严格执行
但这样一来,只有那些死守法律、没有加盖屋顶阁楼房的国民成了傻子。如果打算以具备一定标准为条件事后救济,那么从一开始就应允许在满足该标准的情况下自由加盖屋顶阁楼房;若判断即便满足一定标准,普遍允许仍有问题,那么无论花费多少代价,也应果断拆除违法的屋顶阁楼房。如果没有信心执行到这种程度,那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作此类规制。
遵守则不便、不遵守也无甚不利的法律是社会之恶。若希望国民自发守法,法律就应仅在可履行的最小范围内制定;而一旦法律已经制定,就必须使其得到遵守,对违法者的执法应更加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