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务总理南德祐对参与政府的“怪别人”提出了批评。他通过在先进化论坛网站上发布的文章批评称:“参与政府在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事,却只是怪过去的政权”,“希望不要再有树起与事实不符的稻草人再去打它的虚构做法”。
他指出,历届政府配合增长速度引入了各类年金、医疗与雇佣保险、基础生活保障法等福利和分配相关制度,因此参与政府所称分配恶化源于过去政府的增长至上主义的主张并不正确。同时,南前总理痛斥参与政府未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方案,反而以两极化为由助长社会分裂与矛盾。
这是值得倾听的元老忠言。参与政府的“怪别人”并非新鲜事。“我们是对的、做得很好,只因别人拖后腿和失误才办不成事”,这样的推脱岂止一两次。仅两极化问题,就被归咎于开发年代的压缩式增长以及为其提供理论框架的“西江学派”。
经济困难被归咎于金大中政府的景气刺激政策,以及只会反对的在野党和助长危机论的媒体与财界。房地产价格暴涨也被归责于媒体和江南居民。行政首都迁移亦是如此。甚至连国民也受到责难。青瓦台前宣传首席秘书官曾称“总统身处21世纪,国民却想要独裁时代的领导力”,斥责国民的意识水平。
这些借口虽有部分道理,但大多与事实不符。连进步派学者都发布研究报告称,分配问题在参与政府时期更加恶化。地价暴涨的一大原因,正是政府大量抛出各种开发计划。
经济困难虽确有前政府的信用卡及建筑业景气刺激政策的一份“功劳”,但未能带动投资活跃的现政府责任更大。尽管如此仍只怪别人,因而遭到陷于傲慢与独断的批评,并在地方选举中遭受前所未有的惨败。如今参与政府该做的,不是怪“国民的意识水平和制度”等别人,而是自省反思,把责任归于自身。






